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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与诗古时文人墨客就至爱饮酒，经常醉酒而诗兴大发，吟一两句诗，成千古绝唱。而酒文化的渊源，还得从长江流域说起。长江流域的酒历史是研究烧酒文化起源与传播的重要切入口之一。横断山东侧是巴蜀的重要产茶区，是茶马古道的主要起点之一，这里也是烧酒领先出现的地带之一。关于烧酒何时在中国出现，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目前尚有许多争议，但是我们仍旧可以找出一些要害证据来熟悉西南酒文化的主要进展脉络。长江三峡以上长江段及其几条支流，集中孕育了中国白酒文化。从三峡逆长江而上，乌江、嘉陵江、涪江、赤水、沱江和岷江均为汇入巴蜀盆地的长江支流，这里名酒（指有名的烧酒）集中，酒文化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绝非偶尔，这里是研究烧酒文化起源与传播的重要切入口之一。董酒产地遵义在乌江江畔，沱牌大曲产地射洪在涪江中游，茅台产地茅台镇和郎酒产地古蔺均在赤水边，剑南春产地绵竹在沱江上游，泸州老窖产地在沱江汇入长江处，五粮液产地在岷江汇入长江处，全兴大曲产地在沱江和岷江流域的成都。酿酒在蜀川早已经出现，三星堆已有不少酒器。1979年成都西郊土桥曾家包东汉墓出土一块《酿酒》画像石（如图），证实东汉时成都平原的酿酒业已经相当发达。（唐）李肇《唐国史补》的一段记录第一提到了剑南道烧春一词：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唐代诗人牛峤《女冠子》也提到成都的烧春：锦江烟水，卓女烧春浓美。司空图《诗品·典雅》有“玉壶买春”。因此“烧春”应该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比较早的和烧酒一词相关的词。烧酒一词已经见于唐代：荔支新熟鸡冠色， 烧酒初开琥珀香。（白居易，作于忠州，今属重庆）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雍陶）有不少学者认为唐朝蜀川的烧春、烧酒不是蒸馏酒，主要依据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五《谷之四》“烧酒”条的一段重要记录：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这段记录是烧酒元代起源说的主要依据。烧酒的许多别名，也多在元代文献中出现。李时珍的记录基本可以肯定烧酒的出现不晚于元代。但是，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记录还不能完全确定烧酒的出现的上限是元代，因为《本草纲目》卷二十五，葡萄酒条提到唐朝时西域高昌国已经有用蒸馏法做烧酒：时珍曰：葡萄酒有二様。醸成者味佳。有如烧酒法者有大毒。醸者取汁同曲，如常醸糯米饭法，无汁用干葡萄末亦可。魏文帝所谓葡萄醸酒，甘于曲米，醉而易醒者也。烧者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醸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髙昌，始得其法。李时珍提到的这种高昌造酒法还传入了唐朝。（宋）王溥《唐 要》卷一百也有记录：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髙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幷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羣臣，京中始识其味。这里的“酷烈”度数一定很高。这一叙述和《本草纲目》前面的叙述似乎是有矛盾的。我认为《纲目》烧酒元代起源说指的可能是中原烧酒的起源，而烧酒唐代高昌起源说所言当指西域葡萄烧酒的起源。但依据上面（宋）王溥《唐 要》的记录，有一点大致可以确定下来，唐代已经接触到了西域的酿酒技术。下面两条记录值得注重：“池色溶溶蓝染水，花光焰焰火烧春。” （唐·白居易《早春招张来宾》）“深处宜香惹蝶，摘时兼恐焰烧春。”（唐·李冶《蔷薇花》）这里的烧春和火、焰等词共现。通常蒸馏酒才是可燃的。这里的烧春假如不是蒸馏酒，也一定是度数比较高的发酵酒。宋代四川诗人苏舜钦的《苏学士集》巻六《送陈进士游江南》一诗提到了蒸酒，：时有飘梅应得句，苦无蒸酒可沾巾。这里的蒸酒两字应该是偏正结构，指蒸的酒。江南当时的发酵酒已经很有名，尤其是绍兴黄酒，所以苦无蒸酒一定不是指苦无发酵酒，这里的蒸酒当指另一种工艺的酒。北宋四川眉山人苏轼《物类相感志》有“酒中火焰，以青布拂之自灭”。前面提到，通常只有蒸馏酒才可以燃烧。苏轼提到的这种酒假如不是蒸馏酒，也是度数比较高的一种酒。苏轼、苏舜钦都是四川人，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当时四川出现了度数比较高的酒。由于现在四川还没有出土宋以前和剑南烧春或其他川酒相关的蒸馏器，所以剑南烧春等西南烧酒在宋以前是否是蒸馏酒的后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有一点我们比较有掌握，蜀川已经出现了可以燃烧的酒。至于靠什么技术使得蜀川烧酒能到燃烧的高度，尚需深入研究。早期的烧春、烧酒大致可以判定是度数较高的酒，不能肯定是蒸馏酒。元代开始，烧酒才专指蒸馏烧酒。无论是哪一类烧酒，度数都比非烧酒类要高，这为明代西南烧酒的繁华和茶马古道翻越横断山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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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相关白酒知识：韩国烧酒与中国白酒的不同
关于酒精度数 韩国烧酒名字虽然叫烧酒，但是酒精度却与中国白酒有着天壤之别，完全没有中国白酒那么“烧”。中国白酒低的酒精度也要有30度以上，但是韩烧的度数却都在19.5-21.5之间，仅仅比中国的黄酒度数高那么一点。 关于香型 中国人喝白酒，讲究味香，单单香型，就要分为酱香、浓香、清香等多种香型，这是传统也是习惯，所以导致中国白酒香料放得比较多。对于习惯了的国人来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家里如果喝过白酒，那么屋里头酒味三四个钟头都是不会消失的。 韩烧却没有这么浓烈的酒味，不是凑到跟前，是不会闻到酒味的，并不是说韩烧不放香料，只是非常少罢了。这可能是为什么中国人喝韩烧在喝之前先闻一闻就对韩烧没有好印象的原因吧。 关于入口 韩烧入口不难，有酒精度数低的原因，但是韩烧后味都很甜，可能是使用的水质比较好的原因。 中国白酒依据度数、工艺的不同，入口有很大差异，好酒入口比较绵。 适应人群 中国白酒的消费群体中，女性是占很少比例的，而韩烧酒因为上述原因，在韩国几乎是男女老少全部都喜欢，这个在韩剧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2022相关白酒知识：烧酒是什么酒？
烧酒是指在制造酿造酒的技术上引入蒸馏技术的酒叫蒸馏酒。烧酒作为日本固有的蒸馏酒夸耀于世界。烧酒按酒兑法分为甲类和乙类。甲类烧酒是把含酒精的材料用连续式蒸馏机进行蒸馏的酒，度数在36度以下。乙类烧酒是把含酒精的材料用单式蒸馏机进行蒸馏的酒，度数在45度以下。乙类烧酒也叫本格烧酒，它通过采用不同的原料种类、酵母菌种类、制品的精制和熟成方法等，使烧酒的风味多样化，可以说是酒类中变化多的酒。
2022关于白酒：中国烧酒的主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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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烧酒的主要特点是酒精浓度高，许多芳香成分在酒中的浓度是随着酒精度而提高的，酒的香气成分及其浓淡成了判断烧酒质量的标准之一。我国风格多样的烧酒，主要是酿造原料的不同而自然形成的。其次是酿造技术等因素。北方盛产小麦，高梁，南方盛产稻米，广西一带产包米，新疆盛产葡萄，蒸馏烧酒的酿造原料因地制宜，不同原料用来酿造烧酒是很自然的事。在蒸馏酒发展的初期，人们也许并不清楚究竟哪种原料适于酿造烧酒。经过长时间的比较，人们有机会品尝比较各种原料酿造的烧酒之后，对不同原料酿造的烧酒的特点有了较为统一的看法。高梁酒：在古代，高梁烧酒受到交口称赞。清代中后期成书的《浪迹丛谈续谈三谈》在评论各地的烧酒时说：“今各地皆有烧酒，而以高梁所酿为正。北方之沛酒，潞酒，汾酒皆高梁所为。”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高梁酒几乎成了烧酒的名称。这是由于高梁原料的特性所决定的。杂粮酒：西南地区的烧酒在选料方面大概继承了其饮食特点，为强调酒香及酒体的丰富，采用各种原料，按一定的比例搭配发酵酿造。据四川博物馆的有关资料，四川宜宾的五粮液酒，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1567-1619）就被称为“杂粮酒”，所用的混合原料中有高梁，大米，糯米，荞麦，玉米。当地文物部门所收集到的一例秘方中这样写到：“饭米酒米各两成，荞子成半添半成，川南红梁溱足数，糟糠拌料天锅蒸，此方传子不传女，儿孙务必深藏之。”（此资料来自中国首届酒文化研讨会期间，四川省宜宾酒史展中的“叙州府北门外温德丰糟坊陈氏家传”）。米烧酒：东南一带，米烧酒盛行，如明末清初成书的《沈氏农书》曾提到，米烧酒和大麦烧酒相比，后者的口味“粗猛”，质量不及前者。糟烧酒：主产于南方黄酒产区，以黄酒压榨后的糟粕为原料，进一步发酵后经蒸馏而成。《沈氏农书》中记载了黄酒糟用来制造糟烧酒的方法。经过长期的品尝比较，人们认识到不同的原料所酿造的烧酒各有其特点，总结到“高梁香，玉米甜，大米净，大麦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