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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是我国世代相传的酒精饮料,通过跟踪研究和总结工作,对传统工艺进行了改进,从作坊式操作到工业化生产,从肩挑背扛到半机械作业,从口授心传、灵活掌握到有文字资料传授。这些都使白酒工业不断得到发展与创新,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一批厂家成为我国酿酒的大型骨干企业,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应继承和发展这份宝贵民族特产,弘扬民族酒文化,使白酒行业发扬光大。
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在一些局部地区,酒业的繁荣对当地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酒与社会经济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汉武帝时期实行国家对酒的专卖政策以来,从酿酒业收取的专卖费或酒的专税就成为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酒税收入在历史上还与军费、战争有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有的朝代,酒税(或酒的专卖收入)还与徭役及其他税赋形式有关。酒的厚利往往又成为国家、商贾富豪及民众争夺的肥肉。不同酒政的更换交替,反映了各力量的对比变化。酒的赐晡令的发布,往往又与朝代变化、帝王更替,及一些重大的王室活动有关。酒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给人民的生活中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古人将酒的作用归纳为三类:酒以治病,酒以养老,酒以成礼。几千年来,酒的作用远不限于此三条,起码还包括: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酒以壮胆。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浑然一体、齐一生死。庄周高唱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前列“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诗史中俯拾皆是。
不仅为诗如是,在绘画和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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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酒文化
是酒的故乡,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酒又融于人们生活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其中也衍生出了酒政制度。在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
是酒的王国。酒,形态万千,色泽纷呈;品种之多,产量之丰,皆堪称世界之冠。又是酒人的乐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饮酒之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更是酒文化的极盛地,饮酒的意义远不止生理性消费,远不止口腹之乐;在许多场合,它都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用来表示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酒与诗,从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如此,众多的名酒不单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美的启示与力的鼓舞;每一种名酒的发展,都包容劳动者一代接一代的探索奋斗,英勇献身,因此名酒精神与民族自豪息息相通,与大无畏气概紧密相接。这就是民族的酒魂!与欧洲标榜的“酒神”,甚称伯仲。似乎可以认为,有了名酒,餐饮才得以升华为夸耀世界的饮食文化。
酒,作为世界客观物质的存在,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像冰;它缠绵如梦萦,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
该杀该戮;它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的沉沦到深渊的较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浑然一体,齐一生死。庄周高唱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世界文化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
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前列“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诗史中俯拾皆是。
不仅为诗如是,在绘画和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道家酒文化
道教在民族文化中有着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它的许多思想和观念,经千百年的延续阐发,已经在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道教与酒文化的关系,也大致如此。下面跟小编一起了解道家酒文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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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道教形成之前,远古酒文化就已经非常发达了,以致有商纣王耽于酒色而丧国之说。我国远古神祀宗教深深浸染了浓厚的酒文化特色。远古神祀宗教不但不禁酒,而且把酒作为祭奠神祉的重要供品,甚至还设有专门掌管宗教活动中敬酒事项的官职,称为“酒人”。据《周礼·天官·酒人》记载:“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供)奉之。”现在出士的殷代古墓随葬品中多有酒具,也是这种事实的照。早期道教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并不一概忌酒,至于是否仍然以酒作为祭品,还有待考证。不过道教沿用了祭酒的称号,用来称呼神职。张道陵在蜀中创立五斗米道,设二十四治,治首即称“祭酒”。祭酒原为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乃德高望重者才能担任,五斗米道沿用此名,说明早期道士所行宗教职能与原来的祭酒有相通之处。后来,道士的称谓有了很大的变化,祭酒只成对道士神阶的称谓之一,如道教经书《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说:“所以称为道士者,以其务营常道故也.”并指出道士有天真道士
神仙道士、山居道士、出家道士、在家道士、祭酒道士六阶。
道教戒律是约束道士的言行,不使陷入邪恶的条规。早期的道教戒律并无不饮酒的条规。现存较早的道教戒律五斗米道《老君想尔戒》,分上中下三行,每行三条,共九条皆无戒酒之条。
金代全真道出,丘处机始创传戒制度,入道者必须受戒才能成道士。明末清初王常月创全真丛林,全真道龙门派声势大振,该教的《初真戒律》、《中极戒》、《天仙大戒》等合称“三堂大戒”,多达数百条,其中大量吸收了佛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和儒家的名教纲常思想,对生活各方面均作出规定。这些教规中有明确的不许饮酒的戒律。此时的一些教内文献,还明确了违犯这些教规的惩罚办法,例如《教主重阳帝君责罚榜》便作出“四酒色财气食荤,但犯一者,罚出”的规定。
道教历代仙真、历史人物中也多有与酒有不解之缘者。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八仙故事较初即与酒有关。八仙之名从晋代即有,人们对可集在一起的八位名流都可称为八仙。在唐代,人们盛称的八仙,在名义上乃因共好酒而成挚友的八位士大夫,是指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进、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新唐书卷二百二·李白传》把他们叫做“酒八仙人”。他们的酒友诗谊已成为千古佳话,杜甫《饮中八仙歌》更是哙炙人口:“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至于今天较流行的八仙说法,是信道之士在此基础上历代不断编撰,直到明朝才确定下来的。
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所说的八仙是李铁拐、钟离权、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即是现在人们所谓的八仙。在道教仙真中甚至有仙真因酒而得度者。
道教对普通教徒虽然并不严格戒酒,但是坚决反对酗酒。道教重要经典《太平轻·丁部》对酒的害处有专门论述:
①酿酒浪费粮食“盖无故发民令作酒,损废五谷”,“念四海之内,有几何市,一月之间,消五谷数亿万斗制”。
②损害身体健康。“凡人一饮酒令醉,狂脉便作”,“伤损阳精”,“或缘高坠,或为车马所克贼”。
③影响正常工作。酒醉之后“买卖失职”,“或早到市,反宜乃归”。
④危害家庭。因酗酒“或孤独因以绝嗣,或结怨父母置害,或流灾子孙”。
⑤影响社会乃至天地气。酒醉之后,“或为奸人所得”,“县官长吏,不得推理,叩胸呼天,感动皇灵,使阴阳四时五行之气乖错,复旱(干)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气逆行”。
总之,酒的害处是很多的,“推酒之害万端,不可胜记。”鉴于此,该经还规定了对酗酒者的惩罚办法是鞭笞和贬降:“但使有德之君,有教敕明令,谓吏民言:从今已往,敢有市无故饮一斗者,笞三十,谪三日;饮二斗者,笞六十,谪六日;饮三斗者,笞九十,谪九日。各随其酒斛为谪。对作酒、卖酒者,则罚以修城郭道路官舍:“酒家亦然,皆使修城郭道路官舍,所以谪修城郭道路官舍,为大土功也”。因为酒属水,建筑属土,以土治水,以补其过:“土乃胜水,以厌固绝灭,令水不过度伤阳也。”“修道路,取兴大道,以类相占,渐置太平。”当然,对远行的“千里之客”,或家有老人、病人“药、酒可通”者,或“祠祀神灵”者用酒是不在受罚之列的。
福建酒文化
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福建是酒的故乡,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酒又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福建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
福建酒的形态万千,色泽纷呈;品种之多,产量之丰,。福建又是酒人的乐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饮酒之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更是酒文化的极盛地,饮酒的意义远不止生理性消费,远不止口腹之乐;在许多场合,它都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用来表示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酒与诗,从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如此,福建众多的名酒不单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美的启示与力的鼓舞;每一种名酒的发展,都包容劳动者一代接一代的探索奋斗,英勇献身,因此名酒精神与民族自豪息息相通,与大无畏气概紧密相接。这就是民族的酒魂!与欧洲标榜的“酒神”,甚称伯仲。似乎可以认为,有了名酒,福建餐饮才得以升华为夸耀世界的饮食文化。
酒,作为福建的存在,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像冰;它缠绵如梦萦,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该杀该戮;它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较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
酒,在福建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福建,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浑然一体,齐一生死。庄周高唱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福建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世界文化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
在福建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福建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前列“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福建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重庆酒文化
春节了,说说酒文化,应个景儿。重庆的酒文化别具特色,从战时陪都说起就已名声久远。
那时市场上供应的散装白酒,质优量大价廉,大概因为喝这种酒的人绝大多数是“干人”(重庆方言,即穷人)的缘故吧,市井称呼就叫“干酒”、“干老二”。尤其是在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等沿江两岸,冷酒馆店是星罗棋布,生意十分兴隆。所谓“冷酒馆店”,顾名思义就是不烧火的小馆、小店甚至小摊,只有酒坛或酒缸一个,简易木桌一两张,三尺长凳四五条,能容顾客七八人而已。酒是冷的,盛酒用碗不用杯,下酒菜也是冷的,常见的不过是沙炒豌豆、胡豆和水煮花生之类。顾客落座,喊声“单碗”,大约二两,酒量大的,就要“双碗”。店主打酒是用竹提,有“快打酱油慢打酒”的说法,这分量的多少就掌握在打酒者手提的快慢上。每当船靠码头,上船下船人声鼎沸,篙声水声混成一片。探听上游下游新闻的,投亲靠友问路转车的,交流土产商品行情的,加上船上客货运管事、水手纤夫和码头搬运工等等所谓“三教九流”的人,把坡上坎下、街头巷尾的冷酒馆店挤得满满的,重庆方言叫“打拥堂”。
特别要提到的是当年我国各地的文艺界人士来渝多在北碚居住。这些作家、画家、诗人、演员日常对“北碚豆花土沱酒”甚是喜爱。这土沱盛产糯高粱,红似珊瑚、亮如珍珠、颗颗饱满、皮薄肉厚,是上等的酿酒原料。酒厂依山傍水,土质温润,工艺考究,取九龙山泉,酒质自然上乘。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重庆举办雾季艺术节时,曾专门邀请来渝的部分老艺术家重温“北碚豆花土沱酒”,知名书法家李天马在1943年曾与于右任、沈尹默、张大千、郭沫若、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等大师一起在大后方举办《癸未书画展览会》,他故地重游,老酒重饮,感慨万端,当即握笔把本市老诗人牛翁吟酒的两行诗“蜀中自古多名酒,渝北佳酿素盛名”写在宣纸上。返回上海后,他还专门寄来“刘伶逸韵”中堂一幅和酒名若干,信中写到“义务挥毫,不受润笔”,其真性情如风扑面。
重庆酒文化独具地方特色,底蕴丰厚。这不仅因为酿酒时优选原料、工艺独到,更因为其吸引了不同地方的人们将不同的文化元素加入其中,使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也许,重庆酒文化本身就似一壶老酒,其中的馥郁香醇需要人们慢慢品味。
其他酒文化
“壮行酒”,也叫“送行酒”,有朋友远行,为其举办酒宴,表达惜别之情。在战争年代,勇士们上战场执行重大且有很大生命危险的任务时,指挥官们都会为他们斟上一杯酒,用酒为勇士们壮胆送行。
“满月酒”或“百日酒”,各民族普遍的风俗之一,生了孩子,满月时,摆上几桌酒席,邀请亲朋好友共贺,亲朋好友一般都要带有礼物,也有的送上红包。
“寄名酒”:旧时孩子出生后,如请人算出命中有克星,多厄难,就要把他送到附近的寺庙里,作寄名和尚或道士,大户人家则要举行隆重的寄名仪式,拜见法师之后,回到家中,就要大办酒席,祭祀神祖,并邀请亲朋好友,三亲六眷,痛饮一番。
“寿酒”:人有给老人祝寿的习俗,一般在50、60、70岁等生日,称为大寿,一般由儿女或者孙子,孙女出面举办,邀请亲朋好友参加酒宴。
“上梁酒”和“进屋酒”:在农村,盖房是件大事,盖房过程中,上梁又是较重要的的一道工序,故在上梁这天,要办上梁酒,有的地方还流行用酒浇梁的习俗。房子造好,举家迁入新居时,又要办进屋酒,一是庆贺新屋落成,并志乔迁之喜,一是祭祀神仙祖宗,以求保佑。
“开业酒”和“分红酒”:这是店铺作坊置办的喜庆酒。店铺开张,作坊开工之时,老板要置办酒席,以志喜庆贺;店铺或作坊年终按股份分配红利时,要办“分红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