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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为主的两宋，与辽继而与金之间，以及辽与金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的进行，自然是以国家的财力物力为代价的，酿酒业再次为填补国家的财政缺口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加上北宋初期奖励土地垦殖，利用戎兵并鼓励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改进农业生产工具，促进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至中期，曾一度出现社会繁荣局面。因而，酒业及黄酒酿造达到封建社会较辉煌时期，葡萄酒的工艺有了实质性的改进，药酒的研究和应用更加普及，酒的品种及有关酒的着作大量涌现，酒与诗词、酒与书画的杰作层出不穷。特别是医学博士朱翼中所着《北山酒经》，全面阐述了较大规模酿酒作坊的酿酒技术，是我国古代酿酒史上学术水平较高，较有实践指导价值的酿酒专着，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经典，风行中外。由于酒业发展，酒肆不断增多，而且出现了建筑考究、装饰华丽的酒楼，。宋代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画卷中，可瞥见当时汴京酒楼饭馆的盛况。
国酒昌，汾酒兴。宋时，杏花村酒家林立，产销两旺，每年端午节时都要举办“花酒会”。届时，各地的名花异草，陈年美酒，云集杏花村，远近客商百姓，纷纷赶来品酒赏花，热闹非凡。特别是八槐街车水马龙，“甘露堂”、“醉仙居”、“杏花春”等酒家纷纷翻新房屋，增加铺面，酒旗高挂，并集资建了大戏台，与周围的老爷庙、真武庙、郎神庙和宏伟的护国寺浑然一体，气势非凡。以八槐街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多达70余家酒垆的酒乡闹市。其中甘露堂、醉仙居门执纱灯上书写“太白遗风”大字，格外醒目。宋时，汾酒仍称为干和，每年向朝廷贡酒，均由甘露堂大酒肆提取，故宋时汾酒又被称为“甘露堂”。当时，汾州所产“羊羔酒”也很有名气，《北山酒经》详细记载了其酿法：“取肥嫩之羯羊肉，加水煮烂，肉丝加于米之上蒸饭，肉汁在蒸饭过程中加入米饭内，或在下酿时加入米饭中，酿法同其他酒。由于作料加入了羊肉，因而味极甘滑。”《北山酒经》中提出，判定酒曲（大曲）好坏的主要标志，是曲中有用的霉菌长得多少：“心内黄白，或上面有花纹，乃是好曲。”它至今仍是初步判定汾酒大曲——青茬曲的质量标准。这种技术上的绵延流传，也证明了汾酒在宋代的制曲酿酒技术之高。《北山酒经》中又载：“竹叶青曲法”和“羊羔洒法”在原来曲子配方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川芎、白术、苍耳等，以增加酒的风味。这和今天竹叶青洒的做法已比较接近。着名历史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杯竹叶穿肠过，两朵桃花脸上来”的对联，《水浒传》中也有“野店初尝竹叶青”的诗句，说明竹叶青酒在当时名气之大，流传之广。
汾酒历经唐宋的重大发展、转变后，在元代开始出口西欧，至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夺魁，汾酒代表着酒业一步步走向成熟，走向国外，终于跻身干世界名酒之列。
元代，的蒸馏白酒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普及，尤其在北方逐步与黄酒平分秋色。杏花村在宋时发展起来的羊羔酒，在元代经过工芝改革，成酒后色如冰清，香如幽兰，味赛廿露，即成酒中，很快闻名我国。明代王世贞在《酒品》中曾赞曰：“羊羔洒出汾州孝义等县，白色莹彻，如冰清美，饶有风味，远出襄陵（酒）之上。”不仅国人称道，连洋人也嗜饮，便将羊羔酒以山国特产出口英、法等国，并在出口洒瓶上贴上杏花村商标，商标上尚有一副题联：“金蹬马踏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这是洒前列次贴标出口。从此，山西杏花村的羊羔酒便在世界十崭露头角，为美酒增光添彩。至元末，杏花村各酒坊所产之酒作为汾州府较重要的特产，儿乎成了汾州府的代名词，故而杏花村各酒坊的酒开始被统称为“汾酒”，远销省外和国外之酒则署名“山西汾酒”。
宋、辽、金、元时期瓷器技术发展、普及得很快。宋瓷领受柴窑烧制技术后，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赞誉。民间常见的单道釉酒具有杯、樽、壶、罐、盔、瓶、注碗、盏、盅等。辽金时代出现了辽三彩和玛瑙盅、提链水晶杯、水晶杯、带把玻璃杯抑抑斗形银杯等新品。其中水晶杯又叫水晶珠，据说一个水晶珠可换一匹马，因而又叫马价珠，足见制作之精美。汾阳地区宋金辽时期的酒具比较丰厚，而且地方特色非常明显，如汾酒博物馆中所藏的宋代影青瓷注（483）、酒碗（119）、黑釉铁锈花酒坛（738）、白釉褐彩酒坛（739）、黑色珍珠釉酒罐（164）、白釉黑彩玉壶春（02）、黑釉雕花梅瓶（131）等；辽代三彩龙把葫芦瓶（116）、白釉鸡首斋（士21）、白釉鸡冠壶（446）；金代黑釉堆贴人头纹双系把流壶（920）、褐釉双鱼酒瓶（565）等等。其中元代的有一个白釉褐彩题字洒罐（360），肩部题有对联一副：“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糟粕落水游鱼得味成龙。”上腹还题有一首打油诗：“米真曲、酒又高，仙来饮、赴蟠桃，李方问酒谁家好，白回言，此处高。”名洒配名器，相映竞争辉，使汾酒文化和酒文化更加流光溢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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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多彩的汾酒(六)
四、民国霸业
民国时期的杏花村汾酒事业，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在当时的白酒业都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创造了酒文化史上许多个“白酒之较”。
1、“义泉泳”与杏花村酒业的统一
汾酒史研究学者一般把汾酒老字号“义泉泳”的前身——宝泉益的创立，作为近代汾酒工业的开始。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汾阳县南垣寨绅士王协舒在杏花村东堡卢家街独资开办了宝泉益酒坊。
王家是当地富户，在汾阳县、北京、天津经营多处商号、银号。宝泉益酒坊创立时的投资没有记载，但到民国4年（公元1915年）王氏分家时，资产折合白银2000两。
民国4年（公元1915年），宝泉益酒坊转由其三弟王协卿接管，改名为“义泉泳”。王协卿对酒坊进行大力整顿，投资改善生产条件，聘请宝泉益原总管掌柜孝义人杨德龄（字子九，号四正堂，孝义下栅人，1859—1945）为经理，对杏花村其他酒作坊“德厚成”和“崇盛永”采取友好协商的办法，以“义泉泳”为主进行了合并，形成了
“人吃一口锅，酒酿一眼井，铺挂一块牌”的崭新柜面，即杏花村人
称为“一道街、一片铺、一东家”的“三一”格局。
自此，杏花村酿酒业得到了统一，实力壮大，技术力量加强，汾酒的质量明显提高。就在1915年，义泉泳生产的“老白汾酒”在美国旧金山市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魁，荣获甲等金质大奖章。为使这一殊荣永垂青史，王协卿、杨德龄请汾阳籍文人申季庄撰写了《申明亭酒泉记》，详述始末，勒石立于杏花村古井旁。
民国8年（公元1919年），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成立，杨德龄兼任经理，义泉泳所产汾酒由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包销。8年后因内部不和，合作停止。此后义泉泳营业日渐萧条，较终于民国21年（公元1932年）以9600银元的价格全部转卖给晋裕汾酒有限公司。
对义泉泳的兼并，标志着汾酒事业告别了当时酒业普遍的旧的管理模式，彻底进入公司化的经营时代。
2、获巴拿马赛会甲等金质大奖章的白酒品牌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全称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后人简称“巴拿马赛会”，是美国国会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召开的国际性大型博览会。
《食品》杂志1988年第9期至第12期连载了刘景元先生撰写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实况重述》一文。文章根据1917年2月出版、巴拿马赛会筹备局长兼监督陈淇主持编撰、郑孝胥题签的《我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纪实》一书整理而成，具有市要的史料价值。文中记载，巴拿马赛会于1915年2月20日上午8时正式开幕。共有31个国家，20万家展品生产厂和送样单位参加，展品在农业、工业、食用、园艺等11个陈列馆分别展出。开幕的前列天，参观人次达20万，整个展览期间参观人次达1900余万，是20世纪世界着名的国际博览会之一。
巴拿马赛会是历史上前列次规模非凡的向世界展示经济水平的历史性盛会。赴美展品达10余万种，重1500余吨，展品出自我国各地4172个出品人和单位。共获奖章1218枚，为参展各国之首。
巴拿马赛会的奖项共设六等。
一等奖为（甲）大奖章。我国获64枚，其中酒类5枚，分别为山西省高粱汾酒、山东张裕酿酒公司的各种洒、直隶省高粱酒、河南省
高粱酒及广东省果酒。其中只有汾酒和张裕为独立品牌，而以酒类划分，则实际上获得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等奖的白酒品牌只有一种，那就是山西汾酒。
二等奖为（乙）名誉奖章。我国获64枚，其中酒类2枚，分别为上海真鼎阳观各种酒及江苏仙居出品分所的洒。
三等奖为（丁）头牌奖章。我国获258枚，其中酒类22枚，有北京的葡萄酒、仿洋洒，山东兰陵公司的兰陵美酒，广西药果酒，河南开封的各种酒及江苏、浙江、安徽的金波酒、玫瑰酒等等。
四等奖为（戊）银牌奖章。我国获337枚，其中酒类2l枚，贵州公署的酒位列其中。贵州公署酒据有关资料证明为荣和烧房送的茅台酒。
五等奖为（己）铜牌奖章。我国获258枚，其中酒类4枚，有直隶省葡萄酒等。
六等奖为（丙）奖启（无奖牌）。我国获奖227份，酒类空缺。以上史料确凿地证明，白酒品牌中只有山西汾酒获得了一等奖。杏花村《申明亭酒泉记》记其事云：“……马拿马赛会航海七万里而遥，陈列其间冠绝岛国，得邀头牌之奖。于是汾酒之名，不惟渐被于东西亚欧，并且暨讫于南北美洲矣。”《并州新报》以“佳酿之誉，宇内交驰，为国货吐一口不平之气”之醒题，向国人欢呼曰：“老白汾大放异彩于南北美洲，巴拿马赛会一鸣惊人。”自此，老白汾酒誉驰中外，名震四海，成为享誉国际的世界头牌。
3、白酒业前列家私营股份制企业
巴拿马赛会一举夺魁，引起了山西督军阎锡山的高度关注，决定对汾酒进行提倡，遂指定专人与杨德龄协商合营，但由于双方意见不统一，合营之事便搁浅了。阎锡山的副官张汝萍见公商两家合议不成，便打算私人集股办理。他联络了一些朋友共同商议，拟集股开设推销酒的商店。他们又把杨德龄请来商议。商议结果，决定由张汝萍等5人，各认股金500元，计2500元，义泉泳以酒入股，认2500元，组成晋裕汾酒有限公司。1919年1月，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正式成立。经营方式为由义泉泳供酒，晋裕公司经销。经理均由杨德龄担任。
杨德龄经理在以往经营义泉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有限公司”的一般章程，形成了晋裕汾酒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四项基本制度”。即资金股份制、管理分权制、薪俸三三制、人事避亲制。
晋裕汾酒公司每年召开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三年一选，监事会一年一选。日常事务，各司其职。遇有重大事件，召开联席会议商决。历届董事、监事，除张汝萍等发起人外，以后陆续增选的有冀贡泉（汾阳人，曾任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傅瑶（汾阳人，曾任山西省银行副理）等许多山西省要员。
“薪俸三三制”即：薪俸由月薪、红利、红包三部分组成。月薪按优良、普通、劣等三个等级确定，劣等留用一年，表现好可晋升普通级，如仍无长进，年终即行辞退。“红包”又名“赏钱”，一年只有一次，奖优罚劣。“红利”以入股额、利润之多寡决定，年底一次分红。当时普遍使用的分配制度是年劳金制，而这种有特色的月薪制不仅有一定的先进性，并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此外，杨德龄经理还推行了新的会计制度，并主张用人不用亲眷的“避亲”原则，杨经理子孙满堂，无一亲人跟随其左右，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义泉泳与晋裕公司共合作8年。
历史多彩的汾酒(一)
一、北齐成名
汾酒诞生之后，经过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和魏晋时期，共4500多年酒文化的哺育，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西周酒文化既为酒、也为汾酒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在西周富足的农业经济和发达的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西周的礼乐文明，对西周时期的酿酒、饮酒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促进了酒和杏花村酒的大发展、大转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明了酒曲和“五齐”、“六必”的酿酒经验，使酿酒纳入有章可循的科学轨道，酒的质量产生了质的飞跃。二是设官治酒，以法禁酒，对规范酒业管理、禁止酒祸蔓延、提高制酒质量具有重大意义。三是大力倡导“酒礼”、“酒德”，大大丰富了酒的精神文化价值，成为酒文化（其中包括汾酒文化）区别于西方酒文化的较大特色。
西周酒业所出现的上述新特点为酒文化和汾酒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两个方向：一是用曲发酵。从古到今，用曲发酵一直是汾酒和整个黄酒、白酒与用菌种发酵的洋酒生产工艺和风味特征的根本区别。二是把酿酒、饮酒都纳入了法制化、礼仪化的轨道，大大增加—了酒的精神文化价值，减少了酒的负面作用。3000年来，汾酒和酒历经无数次的发展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们都是沿着这样两个方向不断变革、曲折发展、逐步完善的。
沐浴着酒文化的阳光雨露，汾酒一步步发展壮大，度过它的婴儿期、幼年期和少年期，至南北朝时期，终于以“汾清”酒而赫然成名于世。
据《北齐书》卷十一载：“河南康舒王孝瑜，字币德，文襄长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齐受禅，晋爵为王。历任中书令、司州牧。”
“初，孝瑜养于神武宫中，与武成同年相爱。将诛杨谙等，孝瑜矛其谋。乃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
北齐高湛，以武成称帝，是公元561—564年之事。北齐的国都有上都和下都之分，它的上都在邺，就是现在河南的安阳；它的下都在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晋祠天龙山一带。武成帝在晋阳经常喝汾清，他劝在“邺”的高孝瑜，也要喝上两杯。而且是从北齐的军事中心——晋阳写信向康舒王孝瑜推荐“汾清”酒，说明当时“汾清”酒质量之高、名气之大，足以达到“国家名酒”的级别。汾清酒的质量提高主要得益于以下五条经验：
一是制曲以小麦为原料，工艺精细，质量提高。当时汾清酒首创的酒曲在山西一带巳普遍使用。因山西在黄河以东，因而贾思勰在其驰古今的伟大着作《齐民要术》中将此曲称之为“河东神曲”，并对其大加赞叹曰：“此曲一斗杀粱米三石，笨曲杀粱米六斗，省费悬绝如此。”“杀粱米”意指对去壳高粱米的糖化发酵能力。据现代科学家的分析，这种河东神曲中所含的根霉菌和酵母菌比笨曲丰富得多，所以，它的糖化发酵能力相当于笨曲的5倍。当时，用曲时还采用了浸曲法，进一步提高了发酵速度。
二是酿酒原料由粟改为高梁，高梁所含淀粉量高，而且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子粒结构疏松，很适合糖化霉菌生成，而且蒸粮用的甑由陶质改为铁质，提高了蒸煮速度和质量。
三是酿造工艺更加完善。《齐民要术》中对汾清酒（也即“河东神曲酒”）的生产工艺作了如下图示：
曲水粱米
↓↓
挫曲（破碎）淘洗
↓↓
晒干蒸煮
↓↓
浸曲热水浸沃米饭
↓↓
蒸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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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取曲液摊饭，冷却
↓
混合发酵
↓
追加投料（6—9次）
↓
酒
历史多彩的汾酒(八)
五、酒都辉煌
1948年初，汾阳地区获得解放。当时，国内外反华势力利用我“三查”中“左”的偏向造成的失误，攻击我党“破坏民族工商业”、“摧残海内外名酒”。为了粉碎反华势力的阴谋，中央和晋绥分局首长指示：“立即恢复汾酒生产”。1948年6月1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作为人民共和国前列个地方国营着名酿酒企业宣告成立。经过5个月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名甲天下的“老白汾酒”从蒸馏甑桶的导酒管汩汩流入酒缸，“竹叶青酒”也干中秋节前夕配制成功。实现了晋绥分局首长提出“要让解放区人民中秋节喝上老白汾酒”的美好愿望，提前完成了中央首长指示的“要将国内外享有盛誉之汾酒摆在伞国首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宴上”这一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历史使命，为共和国的成立献上了首份厚礼。
建国50多年来，汾酒厂职工在党和人民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开拓创新，各方面工作都在我国酿酒行业中率先垂范，力争上游，奏响了—个个酒业的较强音。杏花村汾酒厂的每一步发展，同样代表着新酒业前进的方向。集趣
1、质量至上
建厂初期，工厂组织技术骨干认真总结、整理汾酒生产的工艺技术，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劳动强度，扩大生产规模，为其他后继成立的酒厂起到了表率作用。使汾酒连获1952年前列届和1963年第二届“国家名酒”称号，竹叶青酒荣获第二届“国家名酒”称号。20世纪60年代以来，汾酒厂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科学试验活动，前列次由本厂独立进行。第二次是1964—1965年，由轻工业部组织酿酒专家在汾酒厂进行试点，对汾酒的传统工艺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的鉴别和总结，进行了汾酒呈香、呈味成分及主体香型的研究探索工作，揭开了汾酒的许多质量秘密，基本上认识了汾酒的生产规律和酿造过程中微生物的活动规律，用科学的理论完善了传统的操作技术。其经验开创了科学测试手段在我国白酒生产中应用的先例，对推动我国白酒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白酒厂家纷纷派人到汾酒厂参观学习。我国着名酿酒专家秦含章曾赠诗称赞此次试点成功：“万里银装缀早春，四方结队学汾珍。三杯竹叶驰名久，五好杏花天下闻。”（注：“五好”即工厂环境好、生产管理好、传统工艺好、产品质量好、经济效益好。）1978年，汾酒在我国名优白酒提高质量的会议上介绍了经验。1979年第三届我国评酒会上，汾酒和竹叶青酒分别作为我国清香型白酒和露酒的典型代表双双再获“国家名酒”称号。
80年代初，汾酒厂在我国酿酒行业中较早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在经营管理责任制下实行质量否决权；把现代管理同传统管理相结合，建立健全了十大质量保证体系，并将杨德龄老先生总结的“七大秘诀”，又增加了“料必得其准，工必得其细，管必得其严”的内容，使其成为“十大秘诀”。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设立了“5道关口、17道防线、120道把关”；后又采用微机勾兑酒、B超过滤洒，引进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灌装生产线，从而使产品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1984年，汾酒厂当选为我国白酒前列个香型协作组——清香型协作组组长厂家。在1984年和1989年的第四、五届我国评酒会上，汾酒和竹叶青酒又双双夺魁。
1986年，汾酒厂在我国酒业中获得国家质量管理较高奖——国家质量管理奖和“企业技术进步奖”。1988年，汾酒厂在我国酒业中通过产品质量认证。1997年竹叶青酒荣获法国巴黎国际酒类展评会金奖前列名。1999年一次性通过ISO-9001国际标准质量体系认证。一个企业能同时拥有两个国家名酒和世界头牌，这在我国白酒行业中只有汾酒厂一家。
2、行业
组建初期的汾酒厂，近似一片废墟，50年来，汾酒人硬是凭着一股“振兴汾酒，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和拼搏精神，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先后进行了9次扩建改造，在规模效益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我国行业的辉煌成果：
1949年，产酒131吨，实现利税4100元，产量和效益均属我国前列；1979年，汾酒厂年产量在我国白酒厂中前列家突破了3000吨，1986年前列家突破1万吨，1994年又前列家突破3万吨。1988年，汾酒在我国酿酒行业中前列家晋升为国家大型一档企业；从1988年起，汾酒厂连续6年的销售收入和经济效益位居我国食品饮料企业之首；1988—2002年，汾酒企业连续10多年被评为我国500家较佳经济效益企业；建厂54年，汾酒企业累计创利税45亿多元，为促进我国酒业发展和振兴地方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汾酒集团拥有员工7000余名、占地面积240万平方米、资产总额21亿元；拥有我国前列流的酿酒工艺、技术装备和科研队伍，拥有得天独厚、不相上下的头牌优势；年生产名优酒能力5万吨，年销售收入12亿元，年出口创汇3000万美元，年创利税近4亿元，在我国同行业中日益显示出强大的核心竞争能力。汾酒厂天翻地覆的变化，正是新酒业飞速发展的真实写照。
3、立足创新
近30年来，汾酒厂的加速度发展，主要得益于汾酒人改革开放的思想意识和创新实践，他们在企业改革方面同样为我国酒业做出了样板：
1979年以来，汾酒厂先后作为山西省乃至我国企业改革、扩权、利改税、厂长负责制、承包制、横向经济联合、利税分流、三项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革的试点，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创新，逐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1984年，汾酒厂在我国酒业中实行横向经济联合，成立了科工贸一体化的山西杏花村汾酒总公司。1988年，又在总公司的基础上，与18个县的21个企业进行联营，成立了我国酒业集团——汾酒集团。还实行工贸联营，在我国各地建立了22个杏花村酒家，从而使以汾酒厂为核心的各种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汾酒厂制定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经营战略，走科研、生产、加工、外贸、服务一体化，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综合经营的道路，在产权、房地产、人才、证券、生产资料和信息等六大市场上展开了全方位的尝试。
1993年，又成立了汾酒（集团）公司和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我国酒类行业中前列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异地上市的股份公司。
2002年初，由省设立了国有独资的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被列为国家520户重点企业和省12户授权经营企业之一。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使汾酒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4、文化兴业
1987年元月，酒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和首届酒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酒文化学科的正式诞生。之后，我国酿酒企业才陆续开展了酒文化研究工作。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汾酒厂就开始了酒文化和企业文化的研究工作，先后收集了书画作品3000余件，其中上品就达1000件；先后编辑、整理、出版了300余万字的诗、书、画册、连环画等文化宣传作品；兴建了一批文化设施，美化企业环境，将工厂集酒、诗、书、画于一身。这一系列具有超前意识的酒文化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工厂的“两个文明”建设，为以后我国其他酒厂开展酒文化和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成功范例，也成为酒文化学科诞生的先导。
1988年，在首届酒文化节上，汾酒厂当之无愧地荣获了“酒文化王国”的较高奖——王冠奖。我国许多酒厂纷纷派代表到汾酒厂参观取经，使酒文化研究活动在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乘此东风，汾酒厂又投资数百万元，搜集了以汾阳为中心的民间酒器900余件，办起了我国“酒器博物馆”。建成了三个书画精品碑廊，其中有、郭沫若、谢觉哉等党和的题词，也有赵朴初、启功、舒同、溥杰、巴金、董寿平、吴冠中、黄胄、关山月等大师的墨宝丹青，以及国际友人的题词。正是这些酒文化和企业文化活动，为汾酒企业的腾飞，插上了另一只腾飞的翅膀。
近两年，在我国白酒销售普遍下滑的形势下，汾酒集团的销售收入和实现利税均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在我国酒业中名列前茅，公司的宏伟蓝图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正重新谱写着酒文化史上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历史多彩的汾酒(二)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汾清酒在酿造时加水量很少，加曲量较多，而且是在泥封的陶瓮中密封发酵，有利于酒精发酵，因而酒度大为提高，醇香无比。按照上述方法酿造的酒：“一石米，不过一斗糟……能饮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半升，饮三升大醉。三升不浇，大醉必死。”这种酒及其工艺与蒸馏酒已比较接近。
四是将原来的浊酒滤为清酒，色近于水，酒香纯正，甚感可口。
五是酿酒所用的“神井”之水清澈透明，清冽甘爽，煮沸不溢，盛器不锈，洗涤绵软。清末举人申季壮曾撰文赞美这口井的水“其味如醴，河东桑落不足比其甘馨，禄裕梨春不足方其清冽”。现代科学终于揭开了“神井”水的奥秘：杏花村一带的地下水源丰富，水质优良，其含水层为第四系松散岩类空隙水，地层山锶、碘、锌、钙、钼、镁、铁等元素含量高，对人体有较好的医疗保健作用。
古时酿酒追求一个“清”字，汾酒在南北朝时期定名为“汾清”酒（汾指产地汾州），可见它在当时造“清”程度和质量水平之高。武成帝高湛御笔推荐名酒“汾清”，汾州各酒垆，遂将高湛尊为“名酒王”，并绘图供奉。
在汾清成名的同时，汾清的再制品——竹叶洒（即当代国家保健名酒竹叶青酒的前身）也同样赢得盛誉。梁简文帝萧纲以“兰羞荐俎，竹酒澄芳”的诗句赞美之。北周文学家庾信在他的《春日离合二首》诗中曰：“田家足闲暇，士友暂流连。三春竹叶酒，一曲鹍鸡弦。”《乐府杂记》解释说：以鹍鸡筋作琵琶弦，用铁器拨弹。边喝竹叶酒，边弹琵琶，兴致勃勃。可见这种酒的烈度不大，同现在汾酒集团所产的竹叶青酒“香甜软绵”的特色是一脉相承的。
一个杏花村，能够同时出产两种“国家名洒”，这使酒文化在南北朝时期有了重大发展，特别是黄酒酿造工艺已经基本成熟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国家分裂和氏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连年混战中，广大百姓通过长期的杂居相处，却越来越接近，民族融合的进程加快。一些独具慧眼的统治者，抓住机遇，采取了一系列开发、改革的措施，促进了社会进步与发展，为酿酒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这一动荡时期，各种事业兴衰不定，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异常变化，朝野内外，不满现状，聚饮、独饮随处可见，或借酒泄愤浇愁，或寄情思亲念友，或苟且偷安作乐。这种浓厚的饮酒风气无形中促进了酒业的发展，城乡酒肆增多，晋朝人慕效司马相如、卓文君当垆卖酒之风雅，每每做起酤酒业来。不仅民间兴起，一些达官贵人，甚至连宫廷也在经营酒肆。各酒肆为了赢得满座，努力改进酿酒技艺，提高酒品质量，进行激烈竞争，各地都涌现出了不少名酒。山西更是佳酿济济，除汾清酒、竹叶青酒以外，山西酿酒名师刘白堕（有的文献称其为刘堕）所酿白堕酒，因其酿技高超，在《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众多史籍中都有记载。这时，我国黄酒酿造技艺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这从着名农学家贾思勰所作的《齐民要术》（成书于公元533——544年间）一书可以看出。“该书可谓集西周至北魏生产知识之大成”（范文澜语），是乃至世界农学史上的着作。其中在“造神曲并酒”部，全面具体地记述了北魏及以前制曲酿酒的各种经验，以及多种酒曲、多种酒品的整个工艺过程。我国在商周时期独特发明的酒曲技术，至南北朝时无论是品种还是工艺，都达到了较为成熟的境地。主要体现在：确立了块曲（包括南方的米曲）的主导地位；酒曲种类增多；酒曲的糖化发酵能力大大提高，我国的制曲技术开始向邻国传播。酿酒工艺在用曲方法、酸浆使用、发酵方法、投料方法、温度控制、后道处理技术等方面部有了重大改进。《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许多制曲酿酒的技术与当代酿造黄酒的技艺已经相差无几，对后世农业和酿酒业影响很大。杏花村汾清酒、竹叶青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改进工艺、提高质量、闻名我国的。
酿酒业的发展和酿酒风气的盛行，必然地促进酒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人雅士借酒寄情，吐露心迹，在诗歌、绘画、小说等方面，部留下了许多名传千古的佳作。魏武帝曹操那气魄雄伟、音调深沉的酒诗《短歌行》曾引起后世酒徒的一致共鸣。嵇康、阮籍等人蔑视礼法、追求自由的酒诗刻画出酒徒们的形象。特别是陶渊明在酒文化史前列个有意识地将诗与洒“攀亲结缘”，其诗体现了诗中有酒的境界、醉中见诗的情趣，真正挖掘出了“酒内文化”。曹氏父子、“竹林七贤”和陶渊明的酒诗和他们那种醉而有节、不走极端的“魏晋风度”，较终衍化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醉美，再经历代文人的不断补充、阐扬，便成为古典美学中一种永恒的范式。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酒酣之后所作的《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们《神异记》、《十洲记》、〈搜神记》，志人小说《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在人物刻画和饮酒描写上，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原本是为维护“礼”的、专门为贵族所制定的酒令，在魏晋南北朝时从民间汲取了大量养分之后，走向成熟，而以洒脱、新鲜的面貌流行于官府和民间，得到了普及和发展。赞美竹叶青的酒诗正是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具，除继续沿用了陶器、铜器和西汉流行的漆耳杯以外，在东汉时期已经成熟的瓷器得到广泛使用，尤以青瓷酒器为主，如酒豌、酒注、酒盏以及壶、樽、罐等。其釉色主要有青釉、青黄釉、豆青釉、酱釉、黑釉、绿釉、通体施釉或施半釉，或釉不到底。其纹饰上有莲瓣、弦纹、素面等。其型制上有对贴龙凤罐、人物狮子扁壶、四系、六系、无系、鼓腹、上鼓下缩罐，多是饼足，并有拉坯分段接痕。文明于世界，瓷器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一词的英文China原意即瓷器。瓷器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代表着悠久的文明。从瓷器的造型来看，它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文化的面貌。
汾阳地区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具比较丰富，现存于汾酒博物馆中的陶瓷酒器有：北魏长颈彩陶壶（826）、北齐虾青釉四系酒罐（64）、北齐灰青釉四系圆腹罐（156）、北齐青黄釉敛口罐（0001）等，均与河北北齐高润墓出土的酒罐相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酒文化和汾酒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状态。
历史多彩的汾酒(四)
关于出现蒸馏酒的历史年代，从较早的东汉（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东汉蒸馏器为据），到较晚的元代（以李时珍《本草纲日》中“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的说法为依据），各个朝代的说法都有。其中唐代说者较多。实际上，由于事物从出现到成熟需要较长时间，所以，东汉时发明的蒸馏器，到600年后的唐代应用于酿酒造出蒸馏酒，再到1300年后的明代普及蒸馏酒，这应该是符合规律的变化。唐代，汾酒由黄酒转变为蒸馏洒的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美酒飘香，引来无数文人骚客品饮传诵。诗酒仙家李白流传下来的1000首诗中，与酒有关的就有300多首，其中“干和”汾酒，也为他增添了不少酒诗灵感。李白两次出游太原（唐称并州）途中携客到杏花村品尝“干和”汾酒，醉中校阅了郭君碑。郭君为唐代将领，有战功，死后葬于杏花村东北干岗上，碑文为虞业南所书。《汾阳县志》中“汾酒曲”记录了此事：“琼酥玉液漫夸奇，似此无惭姑射肌，太白何尝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李白因匆忙访友，在杏花村未留诗句，只在离别汾阳时，写过一首《留别西河刘少府》诗。西河即汾州别称。
李白回到太原，日饮“干和”汾酒眷恋故土，灵感犹多，写下不少诗句，如《太原早秋》：“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思归若汾水，五日不悠悠。”特别是那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思乡心切，但转念又写出了：“琼杯倚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忆旧游寄谯元参军》）看来，只要有像“干和”那样的好洒，他连家也可以不回了。
诗与李白齐名的诗人杜甫的祖父曾为汾州刺史，杜甫幼时常来汾州留居，正是“干和”汾酒使杜甫对洒上了瘾、增了量，并转变为诗的催化剂。他的酒名虽不如李白，但嗜酒却有过之而不及，十四五岁时酒量便大得惊人，世称“少年酒豪”。正如他在诗中自白：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级，俗物多茫茫。汾州的佳酿名地使杜甫难以忘怀。正如他在《过宋员外之间旧庄》诗中写道：“宋公旧池绾，零落首阳河。枉道祗从入，吟诗许更过。淹留问父老，寂寞向山河。更让将军树，悲风口暮多。”宋之问即初唐着名诗人宋延清，汾阳人。涛中所言“将军树”，即汾阳壶芦峪口贺鲁将军庙里的那棵大槐树，在宋之间的故居宋家门附近。
晚唐诗人杜牧游访杏花村，写下了名作《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叫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含蓄地、但却很艺术地表达了他在杏花村酒家小酌“干和”汾洒，避雨、消遣的欣喜之情。然而多少年来，一直有人认为杜牧诗中写的“杏花村”不是山西杏花村。其论点有三：一是认为杜牧根木就没有到过山西。但在杜牧的《樊川文集》中有一首涛为《并州道中》，记载了他在山西游历醉酒的情况。怀疑论者显然犯了知识性的错误。二是认为山西杏花村往北方，清明时节不下雨。但谢觉哉先生有诗云：“我来仍是雨纷纷”。故此这完全是一种很肤浅的主观臆断，显然犯了常规性错误。三是认为杜牧当过池州刺史，写这首诗时就应该在安徽池州。但一个地方大员怎么可能踽踽独行，连问路都要自己亲自去问呢？显然怀疑论者又犯了逻辑性错误。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怀疑论者都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没有杏花村就没有《清明》诗的今天。杜牧一生的涛篇1000余首，《清明》诗并非其较好的作品，但流传较广、妇孺皆知的只有这首诗。这不能不说杏花村盛产名酒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杏花村，如果没有杏花村的名酒，杜牧的这首《清明》诗必然会大大失色。由此可知，杜牧的《清明》诗与山西杏花村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硬要将两者分开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不顾史实的假设或主观臆断罢了。
在“干和”汾酒名传全唐的同时，竹叶青酒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被咏唱传诵。初唐诗人王绩在《过酒家》诗中赞曰“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
唐代的瓷器烧制技术前进了一大步，唐三彩、绞胎、绞釉等名瓷以及名色釉、青釉、青花瓷等纷纷出现，同时，金银铸造、雕刻发展到鼎盛阶段。所以，这一时期的酒具种类很多，造型新颖奇特，有如百花争艳，更加趋于精巧，标志着我国酒器进入成熟时期。这从汾酒博物馆中的白釉鸡身壶、青釉盖罐、灰釉星点短流壶、黑釉双系直口短流执壶，以及四个鎏金马蹄杯等酒具就可略见一斑。而酒杯容量与前代相比明显要小，与现在酒杯比较接近，也说明唐代白洒出现，酒度增高，酒杯缩小。
历史多彩的汾酒(三)
二、“六朝元老”
从隋、唐、宋、辽、金一直到元代，即从史上的6——14世纪，一种使用“干和”工艺酿造的汾酒，当时被称为“干和酒”、“干酿酒”或“干酢酒”，连续800年称雄酒坛，历隋、唐、宋、辽、金、元而不衰，成为世界酒文化中的一大奇观。
李肇撰写的《唐国史补》所载唐代名酒有：“河东之干和、葡萄，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上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北宋朱翼中《北山酒经》曰：“唐时汾州有干酿。”
北宋窦革《酒谱》云：“唐人言酒美者，有河东干和。”又云：“张藉诗云，‘酿酒爱干和’，即今人不入水也，并、汾间以为贵品，名之曰干酢酒。”
北宋张能臣《酒名记》载：“汾州甘露堂（当时汾酒‘干和’工艺的代表）较有名。”
元代宋伯仁《酒小史》罗列当时我国名酒，“汾州干和酒”又列其中，并云“干和仍有名”。
以上确凿的史料无疑证明，以“干和”工艺为特色的汾酒，经历了隋、唐、宋、辽、金直到元仍有名，是六个朝代的“国家名酒”。同时也充分说明，汾酒在公元56l一564年间以“清酒”的技术革新一举成名之后，又在工艺上有了大的突破。那么“干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酿酒工艺呢？“不入水”怎么酿酒呢？汾酒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首先要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谈起。
公元581年，杨坚迫使北周静帝退位，建立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继续推行北魏的“均田”制，经济发展也较快，但到了炀帝，因统治残暴，激起了人民反抗。公元618年李渊胜隋，建立了唐帝国。唐代统治者吸取了隋代短期灭亡的教训，减轻税赋，实行“均田”和“租庸调”制度，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兴修水利，改革生产工具，使我国农业、手工业发展非常迅速。唐郑启在其所着的《开天传信记》中描写“左右藏库，财物积山，不可胜较”。
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酒业的鼎盛期，统治者把百姓饮酒看做是政和民乐的表现，后又引榷酒之法，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途径，使酒成为广大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因而官方的酿酒和酒肆、家庭的私家酿酒都很兴旺，技术甚高，品种多样，名酒辈出。同时，唐时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使西域的一些先进的酿酒术和优质酒品，也传至内地，促进了唐酒发展。酿酒行业经过数千年的实践之后，传统酿酒经验得到了升华，形成了传统的酿酒理论，涌现出了一大批酿酒专着，如《甘露经》、《酒谱》、《酒经》、《酒孝经》等，《外台秘要》和大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中还记录了大量的药酒方及其制作、使用方法。唐代高度发达的文化事业与高度发达的酿酒业和饮酒习俗相结合，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唐代酒文化。唐代酒诗名家之广、数量之多，历代均不可比，特别是李白、杜甫、自居易都是中外闻名的酒诗大家。唐代大书法家张旭、怀素和大画家吴道子、郑虔也都留下了与书画结缘的千古名作和佳话。同时，围绕酒还出现了—系列的文化娱乐活动，诸如咏诗、酒令、樗蒲、香球、投壶、歌舞、蘸甲等等，汇成了熏染一代的饮酒风俗，使古老的酒文化得到了既广泛又深入的发展。
正是在唐代酒文化发展的肥田沃土和春风雨露之中，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白酒悄然问世。从黄酒向蒸馏白酒的转变，这是酒史上划时代的进步，这个伟大的转变，也正是从汾州杏花村开始的。
众所周知，北宋之前，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蒸馏白酒的生产也首先从北方开始，且在明代以前，白酒主要集中在北方，南方则以黄洒为主。唐代的杏花村，是由北方军事中心太原，通往皇都西安的必经要驿。无论文武百官，乌举诗人，乡士访学，凡路经者都要知味停车，闻香下马，以品尝杏花村为乐事。这自然促使杏花村酒业兴旺，各个酒坊不断改进工艺，提高质量。这时汾酒在“汾清”的基础上进行了两项划时代的工艺突破。
一是“干和”酿造工艺的发明。“干和”汾酒选用优质粱米为原料，以河东神曲为糖化发酵剂。工艺特点是：蒸米时，锅底水加入花椒以串味，将饭捣烂冷却，加曲进行糖化，浸泡数十天。压榨取得前列次酒液后，再加人粱米，蒸制、冷却、加曲、进行第二次糖化。然后将第—次酒液加人第二次糖化醅中，人缸密封，经陈酿、压榨、过滤等工序而成。
二是率先将蒸馏技术使用到酿酒中来，在“干和”工艺的基础上，两次发酵，两次蒸馏，形成了熟料拌曲、干和入瓮发酵、蒸馏制酒的较新工艺，这也就是现代汾酒工艺的雏形。
以此法所得之酒，清澈如水，醇香甘洌无比。名传遐迩，来村品饮者络绎不绝，每在酒后，都以此酒议名。有的因见其度高较易点燃，就称为“火酒”、“烧酒”；有的视其无色透明，称为“白酒”，因产于汾州杏花村，又称为“汾白酒”或“杏花白”，有的还叫“汾白干‘、”老白干“。此酒传进朝内，试饮，令州进贡并因其干和入瓮的独特酿造技术而定名为”干和“，又叫”干酿“、”干酢“。从此，”干和“汾酒遂成为朝廷贡酒，驰名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