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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酒文化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酒俗、酒具、酒歌等文化表征，都建立在酒这一物质基础之上。因而一个民族的酒文化，实际是以造酒为发端的。
藏族造酒的历史，民间传说是从唐代文成公主把汉地酿酒术带到吐蕃时开始。但考诸史实，藏族造酒的历史应远比此早。众所周知，藏族是古代生息于青藏高原的若干民族和部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藏族的先民与我国汉文典籍中称为“羌”的民族系统有很深的渊源。羌，意为“西方牧羊人”，原是殷周时中原华夏族人对其西部地区的以游牧为主的民族部落的泛称。
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古羌人的较初生息地即在青藏高原，以后逐渐迁徒，分散形成许多的种落，有一部分改为从事农耕生产。古羌很早就创造了灿烂的高原文化，据有的专家考证，早在中原华夏人有麦种之前，古羌人已在高原上成功的培育出一种稞麦，即今藏族的主要粮食青稞。①羌族的一支神农氏后来进入中原与黄帝族相融合形成为华夏族。夏代开国的大禹，也是“长于西羌”②西羌的中心原在青海的河湟地区，公元前四世纪时受强秦之逼而向西南方迁徒，进入四川西北部和甘肃南部、青海西部和东南部，以及西藏等地，形成许多部落。到了南北朝和隋朝时，高原上已有苏毗、党项、白兰、吐谷浑、附国、嘉良、东方等较大的部族。当公元七世纪崛起于藏南雅鲁藏布江河谷的雅隆部落相继征服诸羌部，统一高原，建立强大的吐蕃王朝时，这些羌部中的许多羌人均被融合，成为了藏族。因此，藏族酿酒的历史应追溯到吐蕃王朝建立以前的古羌时期。古羌嗜酒，“饮食以酒、乳、牛羊肉为多。”③晋人王嘉《拾遗录》曾记一羌翁九十八岁仍嗜酒如命。羌人不仅嗜酒，而且很早就会酿酒。晋初善酿好酒的尚书张华，其酿酒所用，“蘖出西羌，曲出北朝。”④西羌人既有蘖，当已会造酒。《新唐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不事农耕，但“取麦他国以酿酒。”吐蕃统一高原过程中，除一部分党项人内徙外，留居原地都入于吐蕃，显然党项的酿酒术亦会入于吐蕃。《旧唐书·吐蕃传》记吐蕃旧俗有“接手饮酒”（《新传》作“手捧酒浆以饮”义同。）藏文史籍《王统世系明鉴》记松赞干布制定的吐蕃法律二十部中亦有“饮酒要有节制”的规定。可见早在文成公主入藏之前，吐蕃已有酒，并已能造酒。不过，此时吐蕃造酒尚未掌握中原地区先进的复式发酵法。《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记载吐蕃贵族韦氏年老时惧自己死后子孙不能继续享受爵禄，因而设宴请松赞干布与其盟誓的故事。这个重大的宴会都仅“以半克青稞煮酒，捧献饮宴”。半克仅合七公斤，量是很小的。这种“煮酒”是用青稞发芽酿造的，颇似啤酒的制法，与后来藏族传统的青稞酒制法有很大不同。
公元641年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唐蕃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特别是文成公主为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不遗余力，不仅随嫁带去中原各种书籍、食品、工艺品，而且极力协助松赞干布学习先进的唐文化、技术和典章制度，推动吐蕃社会的发展。据藏文史籍记载，公主随带去的书中有“六十种讲说工艺技巧的书籍”和“各种食品、饮料配制法”，其中即有造酒的技术。公主还十分注意吐蕃农业和产的发展，专门带去了吐蕃所没有的蔓菁种子。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像《齐民要术》一类的农技书籍，亦必然在公主带进吐蕃的书籍之中。
但是，酿酒是一复杂的工艺，极不易熟练掌握。酿酒的成败和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操作人员的的经验。公主入藏九年后，松赞干布又向唐朝请派“造酒、碾、石岂、纸、墨之匠。”可见当时吐蕃虽已输入内地酿酒法，但尚不能完全掌握。此后，随着唐蕃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随带大批内地工匠；公元755年后吐蕃在占领陇右诸州、北庭和一度攻占唐都长安中，又俘获大批汉族工匠，内地先进的酿酒技术才逐渐被吐蕃所真正掌握。
必须指出，藏族古代社会中，并不像现在一样普遍饮青稞酒。事实上在吐蕃王朝时期，藏族饮用的酒的种类甚多。在敦煌出土的写于公元九－十世纪的《笨教殡葬仪轨书》中，人们所使用的酒类饮料有小麦酒、葡萄酒、米酒、青稞酒等五种。其中提到干布地区小王向吐蕃赞普奉献的“酿酒粮食”为“青稞、大米任何一种均可。”在一些藏文史籍中，还记载吐蕃佞佛普热巴金“饮米酒酣睡”，被臣下扼杀的事。⑤可见，在吐蕃王室和贵族中，当时比较盛行饮米酒。这一习尚，很可能是受唐之影响。众所周知，唐代饮米酒之风甚盛，宫廷中更是如此。现今西安宴席上必备的一种乳白色米酒，传即唐宫之酒。文成、金城公主入藏和吐蕃“豪酋子弟入（唐）国学”学习，势必将此风尚带入吐蕃上层社会。
吐蕃早在公元670年就占有西域的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并与波斯、大食、印度、尼泊尔等有交往，葡萄酒当即从西域输入，葡萄酒色红，而吐蕃人尚红，故葡萄酒在祭祀与宴饮中一度较盛行，在康区的三江流域（澜沧江、怒江、金沙江）酿制葡萄酒有很长的历史，《明实录》记载：洪武七年（1374年）康区谷日地方酋长以所造酒来献，其地“旧有造葡萄酒户三百五十家”⑥可见，这一藏区曾有酿制葡萄酒的专业户，而这些酒亦主要是供上层所需而生产的。
西藏东南部林区盛产蜂蜜，蜜酒是当地人很早就会生产的一种酒，藏文史料中说：“在工布地区，杂日山王曾于十五世纪向唐东杰布奉献过蜜酒和小麦啤酒。”⑦在藏族社会中蜜酒是较珍贵的酒，一般用于献于贵人。数量不多。小麦是藏族主要粮食之一，量虽不如青稞大，但易采用内地传入的麦酒酿制法生产，故早期吐蕃多有酿制小麦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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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酒文化藏钩-射覆是怎么回事
唐朝是历史上统一时间较长，国力较强盛的朝代之一。唐朝的文化发展亦如其国力，酒文化更是不在话下，在唐朝的酒文化中就有藏钩-射覆这种行酒令的。
唐朝，“唐人饮酒必为令为佐欢”。《胜饮篇》中有：“唐皇甫嵩手势酒令，五指与手掌节指有名，通吁五指为五峰，则知豁拳之戏由来已久。”白居易诗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梁书·王规传》记载：“湘东王时为京尹，与朝土宴集，属视为酒令。”欧阳修《醉翁亭记》：“觥筹交错起座而喧哗者，众宾欢也。”
当酒令敏演到唐代时，形成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当时较盛行为“藏钩”“射覆”等几种。“藏钩”也称“送钩”，简便易行。即甲方将“钩”或藏于手中或匿于手外，握成拳状让乙方猜度，猜错罚酒。这好似现在的“猜有无”一样。
“射覆”是先分队，也叫“分曹”，先让一方暗暗覆物于器皿下让另一方猜。射就是猜或度量之意，唐代诗人李商隐就精于此道，他在诗中写道：“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酒文化
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是酒的故乡，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是酒的王国。酒，形态万千，色泽纷呈；品种之多，产量之丰，皆堪称世界之冠。更是酒文化的极盛地，在许多场合，它都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用来表示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酒与诗，从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就是真实的写照。不仅如此，众多的名酒不单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美的启示与力的鼓舞；每一种名酒的发展，都包容劳动者一代接一代的探索奋斗，英勇献身，因此名酒精神与民族自豪息息相通，与大无畏气概紧密相接。这就是民族的酒魂！与欧洲标榜的“酒神”，甚称伯仲。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人生在世，较乐处莫过于一醉也。任你山穷水也尽，任你柳暗花不明，只要有美酒醍醐灌顶而下，顺势直入心脾深处，似乎可以认为，有了名酒，餐饮才得以升华为夸耀世界的饮食文化。
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不仅诗如此，在绘画和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活泼万端。像“酒不醉，不能画”的黄公望、书圣王曦之挥毫而作《兰亭序》也是酒后的杰作，画家郑板桥、草圣张旭也都是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
藏泉白酒的文化
酒在西藏人民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藏族文化中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杏花村技师随文成公主进藏酿美酒公元641年，唐太宗决定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以加强汉藏友谊和两地文化经济交流，唐太宗决定派大批的能工巧匠跟随文成公主进藏。大臣李道宗从吐蕃使臣禄东赞处了解到西藏的白酒酿造工艺相比大唐落后，便进言唐太宗派酿酒技师随文成公主一同入藏。于是，唐太宗便召集众位大臣商议此事。其中，唐太宗最为倚重的老臣程咬金和尉迟恭极力推荐杏花村的酿酒技师随文成公主入藏，两位老臣的这个提议立即获得了唐太宗的批准。杏花村酿酒技师跟随文成公主一同来到西藏后，根据当地青稞独有的特性进行了酿造工艺上的改进酿成了美酒。酿酒技师通过文成公主将酒献给松赞干布后，松赞干布先是闻到一股香入心脾的酒香，见杯中的美酒色泽鲜亮、形似琼浆，松赞干布当即惊叹不已，他再把这酒呷入口中后，顿觉此酒绵甜甘爽、回味无穷，一时间，松赞干布恍觉自己身在仙境、美在天宫。松赞干布也有感而发道：“此酒，真乃天赐a之圣酒也!”这也就是今天的藏泉系列青稞美酒的历史、文化源头。唐东杰布醉酒创藏戏公元1430年，集创造、智慧、力量、艺术于一身的唐东杰布在云游至雅鲁藏布江畔途中，发现在江畔有七个貌比天仙的姐妹能歌善舞，表演的白面具舞一颦一笑之间无不传神，看得唐东杰布兴致大起。当地贵族见状，当即将从拉萨带至家里珍藏的青稞圣酒献给唐东杰布，唐东杰布一尝圣酒，顿觉此酒酒香浓郁，醇和甜美。他一时喝得兴起，不知不觉之中已心神荡漾、醉意浓浓。这个艺术的化身便亲自教授她们演唱自己创作的作品，把自己设计的各种款式不同的服装，装扮在这些美丽的姑娘身上进行表演，就形成了藏戏的雏形。在以后的日子里，圣酒就几乎和他形影不离，每当他饮用了之后，他就会将佛教经典中的传记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内容融在一起，创作出一种具有人物性格和舞蹈、唱腔相结合的表演艺术，使过去那种单一的跳神舞逐渐地戏剧化，表现手段也不断加强，并从宗教仪式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最终的藏戏。也因为这样，藏族人民把唐东杰布尊为藏戏的开山鼻祖。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唐东杰布在创造藏戏的过程中，圣酒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广东酒文化
是酒的故乡，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酒又融于人们生活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其中也衍生出了酒政制度。在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
是酒的王国。酒，形态万千，色泽纷呈；品种之多，产量之丰，皆堪称世界之冠。又是酒人的乐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饮酒之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更是酒文化的极盛地，饮酒的意义远不止生理性消费，远不止口腹之乐；在许多场合，它都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用来表示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酒与诗，从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如此，众多的名酒不单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美的启示与力的鼓舞；每一种名酒的发展，都包容劳动者一代接一代的探索奋斗，英勇献身，因此名酒精神与民族自豪息息相通，与大无畏气概紧密相接。这就是民族的酒魂！与欧洲标榜的“酒神”，甚称伯仲。似乎可以认为，有了名酒，餐饮才得以升华为夸耀世界的饮食文化。
酒，作为世界客观物质的存在，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像冰；它缠绵如梦萦，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
该杀该戮；它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的沉沦到深渊的较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浑然一体，齐一生死。庄周高唱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世界文化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
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前列“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诗史中俯拾皆是。
不仅为诗如是，在绘画和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道家酒文化
道教在民族文化中有着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它的许多思想和观念，经千百年的延续阐发，已经在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道教与酒文化的关系，也大致如此。下面跟小编一起了解道家酒文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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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道教形成之前，远古酒文化就已经非常发达了，以致有商纣王耽于酒色而丧国之说。我国远古神祀宗教深深浸染了浓厚的酒文化特色。远古神祀宗教不但不禁酒，而且把酒作为祭奠神祉的重要供品，甚至还设有专门掌管宗教活动中敬酒事项的官职，称为“酒人”。据《周礼·天官·酒人》记载：“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供）奉之。”现在出士的殷代古墓随葬品中多有酒具，也是这种事实的照。早期道教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并不一概忌酒，至于是否仍然以酒作为祭品，还有待考证。不过道教沿用了祭酒的称号，用来称呼神职。张道陵在蜀中创立五斗米道，设二十四治，治首即称“祭酒”。祭酒原为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乃德高望重者才能担任，五斗米道沿用此名，说明早期道士所行宗教职能与原来的祭酒有相通之处。后来，道士的称谓有了很大的变化，祭酒只成对道士神阶的称谓之一，如道教经书《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说：“所以称为道士者，以其务营常道故也.”并指出道士有天真道士
神仙道士、山居道士、出家道士、在家道士、祭酒道士六阶。
道教戒律是约束道士的言行，不使陷入邪恶的条规。早期的道教戒律并无不饮酒的条规。现存较早的道教戒律五斗米道《老君想尔戒》，分上中下三行，每行三条，共九条皆无戒酒之条。
金代全真道出，丘处机始创传戒制度，入道者必须受戒才能成道士。明末清初王常月创全真丛林，全真道龙门派声势大振，该教的《初真戒律》、《中极戒》、《天仙大戒》等合称“三堂大戒”，多达数百条，其中大量吸收了佛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和儒家的名教纲常思想，对生活各方面均作出规定。这些教规中有明确的不许饮酒的戒律。此时的一些教内文献，还明确了违犯这些教规的惩罚办法，例如《教主重阳帝君责罚榜》便作出“四酒色财气食荤，但犯一者，罚出”的规定。
道教历代仙真、历史人物中也多有与酒有不解之缘者。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八仙故事较初即与酒有关。八仙之名从晋代即有，人们对可集在一起的八位名流都可称为八仙。在唐代，人们盛称的八仙，在名义上乃因共好酒而成挚友的八位士大夫，是指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进、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新唐书卷二百二·李白传》把他们叫做“酒八仙人”。他们的酒友诗谊已成为千古佳话，杜甫《饮中八仙歌》更是哙炙人口：“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至于今天较流行的八仙说法，是信道之士在此基础上历代不断编撰，直到明朝才确定下来的。
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所说的八仙是李铁拐、钟离权、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即是现在人们所谓的八仙。在道教仙真中甚至有仙真因酒而得度者。
道教对普通教徒虽然并不严格戒酒，但是坚决反对酗酒。道教重要经典《太平轻·丁部》对酒的害处有专门论述：
①酿酒浪费粮食“盖无故发民令作酒，损废五谷”，“念四海之内，有几何市，一月之间，消五谷数亿万斗制”。
②损害身体健康。“凡人一饮酒令醉，狂脉便作”，“伤损阳精”，“或缘高坠，或为车马所克贼”。
③影响正常工作。酒醉之后“买卖失职”，“或早到市，反宜乃归”。
④危害家庭。因酗酒“或孤独因以绝嗣，或结怨父母置害，或流灾子孙”。
⑤影响社会乃至天地气。酒醉之后，“或为奸人所得”，“县官长吏，不得推理，叩胸呼天，感动皇灵，使阴阳四时五行之气乖错，复旱（干）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气逆行”。
总之，酒的害处是很多的，“推酒之害万端，不可胜记。”鉴于此，该经还规定了对酗酒者的惩罚办法是鞭笞和贬降：“但使有德之君，有教敕明令，谓吏民言：从今已往，敢有市无故饮一斗者，笞三十，谪三日；饮二斗者，笞六十，谪六日；饮三斗者，笞九十，谪九日。各随其酒斛为谪。对作酒、卖酒者，则罚以修城郭道路官舍：“酒家亦然，皆使修城郭道路官舍，所以谪修城郭道路官舍，为大土功也”。因为酒属水，建筑属土，以土治水，以补其过：“土乃胜水，以厌固绝灭，令水不过度伤阳也。”“修道路，取兴大道，以类相占，渐置太平。”当然，对远行的“千里之客”，或家有老人、病人“药、酒可通”者，或“祠祀神灵”者用酒是不在受罚之列的。
福建酒文化
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福建是酒的故乡，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酒又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福建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
福建酒的形态万千，色泽纷呈；品种之多，产量之丰，。福建又是酒人的乐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饮酒之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更是酒文化的极盛地，饮酒的意义远不止生理性消费，远不止口腹之乐；在许多场合，它都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用来表示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酒与诗，从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如此，福建众多的名酒不单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美的启示与力的鼓舞；每一种名酒的发展，都包容劳动者一代接一代的探索奋斗，英勇献身，因此名酒精神与民族自豪息息相通，与大无畏气概紧密相接。这就是民族的酒魂！与欧洲标榜的“酒神”，甚称伯仲。似乎可以认为，有了名酒，福建餐饮才得以升华为夸耀世界的饮食文化。
酒，作为福建的存在，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像冰；它缠绵如梦萦，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该杀该戮；它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较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
酒，在福建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福建，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浑然一体，齐一生死。庄周高唱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福建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世界文化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
在福建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福建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前列“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福建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重庆酒文化
春节了，说说酒文化，应个景儿。重庆的酒文化别具特色，从战时陪都说起就已名声久远。
那时市场上供应的散装白酒，质优量大价廉，大概因为喝这种酒的人绝大多数是“干人”（重庆方言，即穷人）的缘故吧，市井称呼就叫“干酒”、“干老二”。尤其是在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等沿江两岸，冷酒馆店是星罗棋布，生意十分兴隆。所谓“冷酒馆店”，顾名思义就是不烧火的小馆、小店甚至小摊，只有酒坛或酒缸一个，简易木桌一两张，三尺长凳四五条，能容顾客七八人而已。酒是冷的，盛酒用碗不用杯，下酒菜也是冷的，常见的不过是沙炒豌豆、胡豆和水煮花生之类。顾客落座，喊声“单碗”，大约二两，酒量大的，就要“双碗”。店主打酒是用竹提，有“快打酱油慢打酒”的说法，这分量的多少就掌握在打酒者手提的快慢上。每当船靠码头，上船下船人声鼎沸，篙声水声混成一片。探听上游下游新闻的，投亲靠友问路转车的，交流土产商品行情的，加上船上客货运管事、水手纤夫和码头搬运工等等所谓“三教九流”的人，把坡上坎下、街头巷尾的冷酒馆店挤得满满的，重庆方言叫“打拥堂”。
特别要提到的是当年我国各地的文艺界人士来渝多在北碚居住。这些作家、画家、诗人、演员日常对“北碚豆花土沱酒”甚是喜爱。这土沱盛产糯高粱，红似珊瑚、亮如珍珠、颗颗饱满、皮薄肉厚，是上等的酿酒原料。酒厂依山傍水，土质温润，工艺考究，取九龙山泉，酒质自然上乘。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重庆举办雾季艺术节时，曾专门邀请来渝的部分老艺术家重温“北碚豆花土沱酒”，知名书法家李天马在1943年曾与于右任、沈尹默、张大千、郭沫若、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等大师一起在大后方举办《癸未书画展览会》，他故地重游，老酒重饮，感慨万端，当即握笔把本市老诗人牛翁吟酒的两行诗“蜀中自古多名酒，渝北佳酿素盛名”写在宣纸上。返回上海后，他还专门寄来“刘伶逸韵”中堂一幅和酒名若干，信中写到“义务挥毫，不受润笔”，其真性情如风扑面。
重庆酒文化独具地方特色，底蕴丰厚。这不仅因为酿酒时优选原料、工艺独到，更因为其吸引了不同地方的人们将不同的文化元素加入其中，使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也许，重庆酒文化本身就似一壶老酒，其中的馥郁香醇需要人们慢慢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