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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瓷窑，瓷器的使用已非常普遍。随着制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瓷质酒具的质量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尤其是景德镇的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南洋及世界各地。其主要代表有青花瓷、成化斗彩瓷和被称为“祭红”的红釉瓷。青花瓷酒具有酒壶、酒杯、小酒碗等，其特点是式样美观，瓷胎晶莹，青花深翠，很受文人雅士的青睐；成化斗彩瓷是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形成的一种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相结合的制瓷新工艺。这种瓷器上多雕绘有各式花纹图案，构成各种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人物或动植物画面。因而，这种瓷酒具就多根据其造型或图物而得名，如秋千杯、龙舟杯、高士杯、娃娃杯、鸡缸杯、人物莲子盏等。由于其工艺复杂、精湛，明代就已是著名的珍品。《万历野获编》说：“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郭子章《豫章陶志》也说：“成窑有鸡缸杯，为酒器之最。”清初大收藏家高江村在《成窑鸡缸歌注》中也对成化斗彩酒具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成窑酒杯，。种类甚多……秋千杯者，士女戏秋千也；龙舟杯者，斗龙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画周茂叔爱莲，一面画陶渊明对菊也；娃娃杯者，五婴儿相戏也；……各式不一，皆描画精工，点色深浅，瓷色莹洁而质坚。”“祭红”是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景德镇烧制的一种色调纯正的鲜红釉瓷器。其中祭红酒杯尤为精美，堪称酒具中的珍品，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就存有一件明代传世的祭红高足杯。继明之后，清代的酒具仍以陶瓷器具为主。清代的酒具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清代新出现的，如珐琅彩酒杯、素三彩瓷酒具、景德镇的青花玲珑瓷酒杯等，另一类是仿古的瓷酒具。其中包括仿商、周时期青铜酒具的样式制出的尊、爵、角等，和仿宋明时期的瓷酒具酒注子、马蹄杯、娃娃杯、斗彩鸡缸杯等。jiuku365.Com小编推荐
揭秘明清时期烧酒的四大名区
烧酒发展到明清时期，在更大范围推广起来，形成了几个大的区域。
京城烧酒
明清时期，烧酒一直追求高酒度，而京城所烧，尤为辣烈，所以人们喜欢称烧酒为“烧刀”。《五杂俎》就记载：“京师之烧刀，舆隶之纯绵也，然其性凶憯，不啻无刃之斧斤。”京城烧酒，旧有麦烧、高梁烧之分，均以原料区分酒品。《光绪顺天府志·物产》记载说：“烧酒，按皆麦烧，本土造酒家，称为大酒缸。”
品质好的烧酒，多为高粱烧。谢墉《食味杂咏注》就说：“凡五谷之米，皆可蒸烧，……他省所烧，不如京城。以各处多以大麦，而京城则以高粱，麦不如高粱之甘也。”可见高粱烧酒****。京华地区的烧酒作坊通称“烧锅”，按区域划分，京东通州一带称“东路烧锅”。
《镜花缘》96回所列举的“直隶东路酒”，即指东路烧锅出产的烧酒。西直门以及京西一带称“西路烧锅”。大兴县一带称“南路烧锅”。各路烧锅都有精品问世，如今传世的北京二锅头，便是各路烧锅的精华遗存。
汾州烧酒
汾州出产烧酒，当地人早称其为“火酒”，入清之后，汾州烧酒的名气扶摇直上，产量增多，销路渐广。这时，人们开始通称汾州烧酒为“汾酒”。于是，“汾酒”也成了酒界称呼的一个响亮品牌。乾隆七年，护理山西巡抚严瑞龙在奏折中这样说：“晋省烧锅，惟汾州府属为，四远驰名，所谓汾酒是也。且该属秋收丰稔，粮食充裕，民间烧造，视同世业。”
有清一代，凡是酒产量偏少的地区，在购买外地烧酒的时候，大都选择汾酒。乾隆初年的甘肃巡抚德沛就说当地：“通行市卖之酒，俱来自山西，名曰汾酒。因来路甚遥，价亦昂贵，惟饶裕之家，始能沽饮。”
就是在酒业发达的地区，汾酒仍然是人们喜爱的外来酒，走遍全国，汾酒处处可见。我们翻阅各省地方志，时常见到汾酒的踪影。从销售方面来看，汾酒长期保持烧酒**销量的记录。
南方烧酒
在明清时期，受烧酒酿制风气的影响，江南各地也开始大批量生产烧酒，并且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蒸馏技术。由于江南出产的谷物以稻、麦为多，因而当地主要生产米烧、麦烧和糟烧，高粱烧相对少一些。
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说：“烧酒以米为之，曰米烧；以麦为之，曰麦烧。又有自酷酒糯糟中蒸出，谓之糟烧。其高粱、荞麦、绿豆均可蒸，亦各以其谷名为名。城外村庄中人善为之。城内之烧酒，大抵俱来自城外，驴驼车载，络绎不绝。”
单就烧酒而言，米、麦所蒸，不如北方高粱作物那样郁烈，所以江南出产的烧酒，在质量上一直无法与北方烧酒相抗衡，乾嘉时代的林苏门《堆花烧酒》诗注中就直接承认：“徐州高粱、山西汾酒皆烧酒也。
扬州或用大麦，则曰麦烧，或用糯米，则曰米烧。其不敌高粱、汾酒者远矣。方其蒸调之时，一清如水，及贮入坛中，则酒面闪闪有花，市肆零沽，美名曰堆花烧酒。”从销售方面来看，江南地区出产的烧酒一般在本地销售，很难打入北方市场。
然而，江南烧酒亦有其**特色，除讲究成酒“堆花”外，还特别注重糟烧。所谓糟烧，是指用蒸馏法从白糟中蒸出烧酒，使之重复出酒。糟烧利用黄酒糟粕再度蒸馏取酒，这种模式在江南甚为流行。
清朝时，江南烧酒虽然在品质上仍没有太大的突破，但在产量上却扶摇直升，其烧锅作坊之多，足以比拟北方。乾隆五年时，仅苏州木渎一镇，“烧锅者已二千余家。每户于二更时起火，至日出而息，可烧米五石有奇，合计日耗米万石”。差不多同时期，“镇江槽户，工役不下万余人”，专门生产烧酒。有清一代，江南地区的烧酒消费量与日俱增，在酒类市场上渐与南酒（指黄酒）颉颃比翼。
贵州烧酒
入清之后，贵州酿酒业空前高涨，一跃而进入名酒行列，实现了历史性的突变。尤其是烈性烧酒的酿造，开创了酱香型烧酒的一大流派，彰显于华夏酒界。
自清初以来，外地酒工多下黔中，纷纷看中贵州的地理环境，他们与当地人相配合，改良酿酒工艺，生产出了举世所瞩的贵州烧酒。清代中期以后，这里的烧酒展示出了全新面貌。
谈及贵州烧酒，首屈一指者，必属“茅台”无疑。茅台酒初酿成于仁怀城西的茅台村，名曰“茅台烧”，又称“茅台春”。吴振棫《黔语》有早的记载说：“滨河土人，善酿茅台春，极清冽。”道光《遵义府志》卷一七《物产志》记载：“黔人又通称大曲酒，—曰茅台烧。”茅台村滨临赤水河畔，占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微生物种群十分活跃，为孕育茅台酒提供了天然场所。
当然，茅台酒的主要优势还在于酿酒方法的精妙。酿制茅台酒要以优质高梁为原料，用小麦制成高温曲。这种高温曲，即当地人通称的“白水曲”。道光《遵义府志》记载：“其曲，用小麦，谓之白水曲。”茅台酒的用曲量多于原料量。用曲多，发酵期长，酒质也就相对提高。清代的茅台酒始终采用多次发酵、多次取酒的工艺，当时有“回沙”的方法。先煮料相曲，纳入地窑，满月后出窑，蒸之烤之，再回窑，再蒸，称为“回沙”。
民国《续遵义府志》介绍茅台酒工艺时说：“初曰生沙，三四轮曰燧沙，六七轮曰大回沙，以次概曰小回沙。”沙，指用于酒料的粮食，生沙是指生粮，加沙意为加料，回沙则是再次进行发酵和蒸馏。近代酿造茅台酒，工艺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然而多次下曲、多次蒸馏的原有模型却始终保留下来，构成茅台酒的固定风格。
茅台酒起初由村民酿制，后来出现了一批专业性的酿酒作坊，才使得茅台酒逐步优化，而且产量也大幅度提高。道光以前，茅台镇约有烧坊20家，嘉庆年间的“大和烧坊”、同治年间的“成义酒坊”、“荣太和烧房”，都曾稳执牛耳。这些酒坊在发展茅台酒的历史过程中，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杨文莹《幸草堂诗钞》卷上载有他光绪年间写的《黔阳杂咏》，其中咏及茅台酒：“茅台酿冠牂牁国，甘少辛多入口迟。一任人夸渝酒好，各性其是不相师。”自注：“茅台，仁怀村名。”晚清以降，茅台酒在烧酒行业中，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升力。
除茅台酒外，清朝时已经声名显赫的贵州烧酒还有“回沙雷泉酒”。在遵义城西六十里处，有古镇天旺里，又名“鸭溪镇”，地靠雷家坡山，其山有佳泉，人称“雷泉沙水”。大约乾隆末年，鸭溪镇出现了一座“赖氏酒坊”，酿造出“回沙雷泉大曲”，顿时轰动贵州。晚清时，鸭溪镇的酒坊逐渐增多，雷泉酒的气势也越来越兴旺，为贵州烧酒酿造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明清时代的赊店老酒
至明清，赊店非凡繁荣，工商业极度发达。经济发展为鼎盛时期，七十二条街，经营分工极细，九省通衢，水旱码头，大贾巨商，络绎不绝，是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赊店地濒赭水，北走涉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尤多素晋盐茶大贾。山西、陕西的客商南下经商发迹后捐资修造了宏伟壮观的山陕会馆。雕梁画栋，飞檐悬空。慈禧太后南下巡游，发现此佳地，亲书“龙”、“虎”二字，誉为“第七行宫”。
山陕会馆坐落在古镇中心，楼台栉比，殿阁高耸，气势宏伟，前后有九龙壁、悬鉴楼、大拜殿、春秋楼等一座座宫殿式建筑。大有春秋楼，巍然屹立，高耸入云，民众赞曰：“赊店有个春秋楼，半截钻到云里头”。
太平天国后期，捻军进入赊店强行霸市，民不聊生。山西与陕西的大富商驻在赊店，捻军向他无定额的要税，使富商们在无法逃身时，躲在春秋楼上，捻军无奈，收集百姓槁被、沾桐油火烧了春秋楼。
秦汉时期的酒具
秦汉时代，上至皇室贵族，下到达官显宦，无不嗜酒成性，豪饮成风，民间饮酒也日渐普遍。所以对饮酒之器也十分讲究。《盐铁论·散不足》载：“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纶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当时不仅富贵人家用金酒壶、玉酒杯、漆酒壶、漆酒杯。就是在城市里的酒肆中，其酒具也颇为讲究。如《汉乐府·羽林郎》曾这样描写：“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汉人所用的酒具主要有瓮、缸、壶、卮、樽、杯、勺等。河南洛阳烧沟汉墓中，出土了大批陶瓮，其外壁都写有各种酒名，或刻有贮酒的石数，内壁附有酒液散发后遗存下的黄色残渣。可见这种陶瓮是贮酒的器具。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夫妇墓中也出土了贮酒所用的33个大陶缸。有些陶缸上“稻酒十一石”、“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等字迹还分明可见。壶为盛酒的器具，如《初学记》云：“食中有客，提壶行酤。”初始于战国时期的“卮”，汉代应用也十分广泛。《史记·项羽本纪》中所载“鸿门宴”中就多次提到这种酒器。樽，是汉代较为常见的盛酒器。汉樽多作圆筒形，有的似鼎，但三足矮小，腹部两侧有两只环耳，用以提携。两汉时期，用樽盛酒非常流行。饮宴之时用盘承樽置于席间，以便宾客用勺舀酒。汉诗中经常提到樽，如“堂上置樽酒”(《相逢行》)。《陇西行》也说：“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渠于)，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意思是说，把客人请到北屋，坐在毡毯上，然后摆设酒席，先在席间放置两个樽，一樽盛清酒，一樽盛白酒，樽上放勺，供舀酒之用。秦汉时期，酒具正处于一个变革时期，青铜器已逐渐被漆器所取代，而壶、卮、杯、勺等基本上都是漆器。直到南北朝时期，漆器酒具才开始衰落。这一点从考古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证实。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一座秦墓，出土了许多漆器饮食具，仅饮酒用的耳杯就有23件．而青铜器已非常稀少了，只有一件青铜鼎。在近年来发掘的马王堆汉墓、临沂金雀山汉墓、扬州西郊汉墓等文化遇址中，出土的饮食器已全部是漆器了。这时的漆器酒具大多数都是器外涂黑漆，上面用朱漆绘有装饰纹样，器物内壁涂朱色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