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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上至皇室贵族,下到达官显宦,无不嗜酒成性,豪饮成风,民间饮酒也日渐普遍。所以对饮酒之器也十分讲究。《盐铁论·散不足》载:“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纶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当时不仅富贵人家用金酒壶、玉酒杯、漆酒壶、漆酒杯。就是在城市里的酒肆中,其酒具也颇为讲究。如《汉乐府·羽林郎》曾这样描写:“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汉人所用的酒具主要有瓮、缸、壶、卮、樽、杯、勺等。河南洛阳烧沟汉墓中,出土了大批陶瓮,其外壁都写有各种酒名,或刻有贮酒的石数,内壁附有酒液散发后遗存下的黄色残渣。可见这种陶瓮是贮酒的器具。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夫妇墓中也出土了贮酒所用的33个大陶缸。有些陶缸上“稻酒十一石”、“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等字迹还分明可见。壶为盛酒的器具,如《初学记》云:“食中有客,提壶行酤。”初始于战国时期的“卮”,汉代应用也十分广泛。《史记·项羽本纪》中所载“鸿门宴”中就多次提到这种酒器。樽,是汉代较为常见的盛酒器。汉樽多作圆筒形,有的似鼎,但三足矮小,腹部两侧有两只环耳,用以提携。两汉时期,用樽盛酒非常流行。饮宴之时用盘承樽置于席间,以便宾客用勺舀酒。汉诗中经常提到樽,如“堂上置樽酒”(《相逢行》)。《陇西行》也说:“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渠于),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意思是说,把客人请到北屋,坐在毡毯上,然后摆设酒席,先在席间放置两个樽,一樽盛清酒,一樽盛白酒,樽上放勺,供舀酒之用。秦汉时期,酒具正处于一个变革时期,青铜器已逐渐被漆器所取代,而壶、卮、杯、勺等基本上都是漆器。直到南北朝时期,漆器酒具才开始衰落。这一点从考古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证实。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一座秦墓,出土了许多漆器饮食具,仅饮酒用的耳杯就有23件.而青铜器已非常稀少了,只有一件青铜鼎。在近年来发掘的马王堆汉墓、临沂金雀山汉墓、扬州西郊汉墓等文化遇址中,出土的饮食器已全部是漆器了。这时的漆器酒具大多数都是器外涂黑漆,上面用朱漆绘有装饰纹样,器物内壁涂朱色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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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酒具


唐代,随着陶瓷工艺的迅速发展,瓷质酒具的使用已比较普遍,并逐步取代了做工繁杂、成本高的漆制品。唐初的酒具除了越窑苍翠欲滴、如冰似玉的青瓷杯、盏、壶外,还出现了凤头壶、龙首杯等三彩釉陶酒具。唐代中期以后,瓷质酒具的造型上又有了较大变化,出现了一种盛酒与斟酒的新器具——酒注子(或称执壶、注壶、偏提等)。其形状似今日的酒壶,有嘴、有柄,既能盛酒又可注酒于杯,因而取代了樽、勺,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斟酒器具。这种酒注子在绍兴、宁波等地唐代的墓穴中均有大量发现。酒注子是在前代鸡头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南北朝及隋代鸡头壶上的鸡头是纯装饰物,后来人们不断改进创新,把鸡头部分做成中间有孔的壶嘴,使之既美观,又有实用价值。关于它的初始情况,宋人李济翁在《资暇录》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元和(唐宪宗年号)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遗滴。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嫈(同营),而盖、觜、柄皆具。太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日偏提。”唐代中期酒注子的造型浑圆厚重,壶腹以圆形、扁圆形为主,壶嘴大而短。唐末时壶体逐渐变得精巧修长,壶腹多为瓜棱形、椭圆形,壶颈、壶嘴、壶柄都增长了。从唐人“举杯邀明月”、“会须一饮三百杯”和“衔杯乐圣称避贤”等诗句中,可知唐代饮酒亦多用杯子。和酒注子配套使用的便是瓷酒杯。酒杯的形状有高足杯、圈足直筒杯、曲腹圈足小杯、带柄小杯等。五代时期,酒具基本沿袭唐制。不过,这时又出现了一种与酒注子配套的温酒用具——注碗。使用时在注碗内放入热水,再把酒注子放入其中来烫酒。随酌随饮,非常方便。宋代的手工业中,陶瓷业是最杰出的,同时它在我国瓷业发展史上也是最繁荣、最辉煌的时期。当时著名烧瓷大窑,北方有定窑、汝窑、钧窑,南方有越窑、建窑、景德镇窑等,都能生产瓷器精品。宋代的酒器,多数是壶杯成套,其品种之完备、器形之丰富,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如酒壶就有瓜棱壶、兽流壶、提梁壶、葫芦式壶等。其中葫芦式壶是宋代新出现的器形,它的特点是壶身为葫芦形,流贴附在下截圆腹上册,另一侧两截壶体间有束带形曲柄相连。无论哪种壶,使用时一般都与五代以来一直流行的注碗配套使用。而且酒壶与注碗的形状要求和谐一致,如瓜棱壶要配瓜棱形注碗。

明清时期的酒具


明代,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瓷窑,瓷器的使用已非常普遍。随着制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瓷质酒具的质量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尤其是景德镇的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南洋及世界各地。其主要代表有青花瓷、成化斗彩瓷和被称为“祭红”的红釉瓷。青花瓷酒具有酒壶、酒杯、小酒碗等,其特点是式样美观,瓷胎晶莹,青花深翠,很受文人雅士的青睐;成化斗彩瓷是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形成的一种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相结合的制瓷新工艺。这种瓷器上多雕绘有各式花纹图案,构成各种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人物或动植物画面。因而,这种瓷酒具就多根据其造型或图物而得名,如秋千杯、龙舟杯、高士杯、娃娃杯、鸡缸杯、人物莲子盏等。由于其工艺复杂、精湛,明代就已是著名的珍品。《万历野获编》说:“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郭子章《豫章陶志》也说:“成窑有鸡缸杯,为酒器之最。”清初大收藏家高江村在《成窑鸡缸歌注》中也对成化斗彩酒具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成窑酒杯,。种类甚多……秋千杯者,士女戏秋千也;龙舟杯者,斗龙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画周茂叔爱莲,一面画陶渊明对菊也;娃娃杯者,五婴儿相戏也;……各式不一,皆描画精工,点色深浅,瓷色莹洁而质坚。”“祭红”是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景德镇烧制的一种色调纯正的鲜红釉瓷器。其中祭红酒杯尤为精美,堪称酒具中的珍品,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就存有一件明代传世的祭红高足杯。继明之后,清代的酒具仍以陶瓷器具为主。清代的酒具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清代新出现的,如珐琅彩酒杯、素三彩瓷酒具、景德镇的青花玲珑瓷酒杯等,另一类是仿古的瓷酒具。其中包括仿商、周时期青铜酒具的样式制出的尊、爵、角等,和仿宋明时期的瓷酒具酒注子、马蹄杯、娃娃杯、斗彩鸡缸杯等。

中国酒具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酒具有着非常广泛的社会功能。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专门用于盛放、贮存、温煮、斟灌、挹取、饮用等。而最重要的,则是作为礼器,成为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志和等级制度的栽体。早在新石器时代各文化类型中就有饮酒的杯子和存贮酒的陶瓶、罐等出土。商周秦汉青铜酒具和陶、漆木酒具成为主流,其形制和样式也更趋丰富。魏晋隋唐及至宋元时期,陶瓷技术得到很大发展,制作工艺水平不断提高,精美的瓷质酒具和金银制作的酒具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明清时期,各种工艺高度发展,在酒具制作方面更是精工细作,推陈出新,品种最为丰富。除精美的瓷质酒具外,还有金、银、铜、锡、玉、玻璃等呈现出异彩纷呈,百花争艳的时代特征。商周的青铜酒器青铜器起于夏,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铜制酒器为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青铜器在商周达到鼎盛,春秋没落,商周的酒器的用途基本上是专一的。据<殷周青铜器通论>>,商周的青铜器共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五十类,其中酒器占二十四类。按用途分为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此外还有礼器。形制丰富,变化多样。但也有基本组合,其基本组合主要是爵与觚,同一形制,其外形、风格也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烙印。汉代的漆制酒器商周以降,青铜酒器逐渐衰落,秦汉之际,在中国的南方,漆制酒具流行。漆器成为两汉,魏晋时期的主要类型。漆制酒具,其形制基本上继承了青铜酒器的形制。有盛酒器具,饮酒器具。饮酒器具中,漆制耳杯是常见的。瓷制酒器瓷器大致出现于东汉前后,与陶器相比,不管是酿造酒具还是盛酒或饮酒器具,瓷器的性能都超越陶器。唐代的酒杯形体比过去的要小得多,故有人认为唐代出现了蒸馏酒。唐代出现了桌子,也出现了一些适于在桌上使用的酒具,如注子,唐人称为“偏提”,其形状似今日之酒壶,有喙,有柄,既能盛酒,又可注酒于酒杯中,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樽勺。瓷制酒器一直沿用至今。明代的瓷制品酒器以青花、斗彩、祭红酒器最有特色,清代瓷制酒器具有清代特色的有法琅彩、素三彩、青花玲珑瓷及各种仿古瓷。其它酒器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些独特材料或独特造型的酒器,虽然不很普及,但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如金、银、象牙、玉石、景泰蓝等材料制成的酒器。当代酒器(清以后)现代酿酒技术和生活方式对酒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酒类的消费特点也决定了的酒具的使用普及度。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消耗量都巨大的高酒精度白酒,决定其所使用的小型酒杯最为普及。这种酒杯主要用于饮用白酒,酒杯制作材料主要是玻璃、瓷器等,近年也有用玉,不锈钢等材料制成。

唐朝时期酒楼


唐代,胡人来我国经商开店,除做珠宝杂货生意外,经营酒肆也是主要行业。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胡人酒肆主要开设在西市和春明门到曲江一代。酒肆的服务员,即是西域的女子,被称为“胡姬”。她们是促使胡酒在唐代城市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古代青年女子当垆不多的情况下,这些“胡姬酒肆”曾为唐代长安饮食市场开创了新的局面。
胡姬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翻开《全唐诗》,可见其中有许多描写。初唐诗人王绩曾以隋代遗老身份待诏门下省,每日得酒一斗,被称为“斗酒学士”,他在《过酒家五首》中较先描写了唐代城市里酒肆中的胡姬:“洛阳无大宅,长安乏主人。黄金销未尽,只为酒家贫。此日常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依炉便得睡,横瓮足堪眠。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上”世“下”贝“),惭愧酒家胡。”这里饮酒饮葡萄酒,去的又是胡人开的酒店,而且钱少了不好意思进门,很显然有为侍酒的胡姬准备“小费”的意思。为了胡姬而去酒店饮酒,在唐代城市里是一种世风,张(礻古)有一首《白鼻(马呙)》写得很清楚:“为底胡姬酒,常来马鼻(马呙)。摘莲抛水上,郎意在浮花。”“胡姬酒肆”常设在城门路边,人们送友远行,长在此饯行。岑参在《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郝主簿》中写道:“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酒肆中除了美酒,还有美味佳肴和音乐歌舞。贺朝《赠酒店胡姬》诗生动描写了“胡姬酒肆”里的情景:“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毛旁,上日下羽)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鱼会)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所有诗人中似乎是李白较爱与胡姬谈笑了,所以他的诗作中描写胡姬的地方甚多。他指出胡姬常在酒店门口招揽顾客:“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之一》)胡姬能招揽到顾客,一凭异国情调的美貌,二凭高超的歌舞技巧。李白在《醉后赠王历阳》中写道:“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纵起龙虎,舞曲指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他在另一首诗《前有一樽酒行二首之二》中又写道:“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可见当时长安以歌舞侍酒为生的胡姬为数不少。
胡姬侍酒,收费一定很高,大概只有贵族少年才敢不断光顾胡姬招手的酒肆。李白在《少年行之二》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他在另一首《白鼻(马呙)》中也写道:“银鞍白马(马呙),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按鞭直就胡姬饮。”胡姬来到中原,克服了大量旅途的艰辛。为此,她们在酒肆里强欢作笑时也在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如李贺《龙夜吟》所述:“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直排七点星藏指,暗合清风调宫征。蜀道秋深云满林,湘江半夜龙惊起。玉堂美人边塞情,碧窗浩月愁中听。寒贴能捣百尺练,粉泪凝珠滴红线。胡儿莫作陇头吟,隔窗暗结愁人心。”不过,胡姬在酒肆里服务态度和收入都是不错的,这是数百年间酒肆里能保持胡姬侍酒的主要原因。
胡姬酒肆里的酒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名酒,象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等。高昌“葡萄酒”在唐太宗平定高昌后传入我国。《册府元龟》记载:“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这是在中原仿制西域酒的开始。波斯的“三勒酒”是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三种酒的合称。顺宗时,宫中还有古传乌弋山离(伊朗南路)所酿的龙膏酒。

酒具黑陶杯的形状


酒具黑陶杯是什么形状的?绍兴较早的饮器是陶制品。河姆渡文化遗存中有大量陶器,尤其是第四文化层,出土陶片达十万多片,复原陶器两百多件,这是一种夹灰黑陶。

到前列、二文化层中,发展为夹砂灰、红陶。这里有许多当时或以后可以作为酒具的杯、盉等。当然,这时的陶器造型不规整,质量粗疏。在良渚文化和绍兴马鞍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陶器造型就较前规整了。那里的杯、碗、瓶、壶制作细腻,形状精巧。特别是良渚发掘的高颈贯耳壶、黑陶杯。黑陶杯黑色薄胎,上端呈盅形,上沿外卷,下端高足。70年代初绍兴西施山遗址出土的陶杯呈柄形,有把手,工艺精细,表现了远古人高度的制陶技术,是古越酒具中的杰出代表。

宋代时期的酒文化


宋代是我国古代酿酒较为发达的一个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稳定,人们对酒的需求程度不断增加。经过两宋300年的演变发展,酒业达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
对于宋人而言,酒是一种很重要的饮用品,人们的日常饮食、交际宴请、馈礼酬答,都离不开酒。无论是哪个的人士,都会与酒发生往来。尤其是文人群体,更对饮酒充满偏爱,他们不但从饮酒过程中寻求欢乐和刺激,还往往把自己对酒的认识与理解通过一种文学形式表述出来,这种文学形式就是古典诗歌。翻开宋人诗篇,我们会发现,宋代文人的咏酒诗作特别多,这一方面说明了酒是那个时代较受欢迎的饮料,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饮酒技人了极大的兴致。
诗可证史,诗可言情。古典诗歌的魅力决不仅仅表现在它本身所具有的艺术质量,更主要的是它能够反映其它文体所不能负载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情趣。就“酒”而言,正史所载,无非是榷酤税收的酒业政策与利润来源,野史所淡,也只多了些酒场酬酢的醉趣逸事,惟独诗家所咏,几乎指向了酿酒与饮酒的每一个环节。在诗人笔下,酿酒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形象地映射出来;饮酒活动的每一个动作也都能够表述得维妙维肖。人们对酒的理解、对酒的嗜好以及对酒的感情,好像只有通过诗的语言才能尽倾肺腑。研究酒史,不把古人诗作读毕读通,恐怕永远难以捕捉到酒的真谛与灵魂。
本文主要以来人咏酒诗作为资料,通过诗家言语来窥视有宋一代的酿酒及饮酒情形,仅希望以诗证史,有补于酒史研究;也希望以诗言情,让今人更深入地了解宋人饮酒时的内心感受。
宋诗中反映的官营酿酒与用酒情况
宋代酿酒行业有官营和民营之分,官营酒业占据垄断地位,民营酒业则相对分散。国家对酿酒业实行专利榷酒的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了酒税及利润的增大。为了保证这一财政收入,宋朝当权者一直在刺激消费,因此,无论是官营酿酒还是民营酿酒,只要不违背国家酒类专卖规定,都会得到鼓励。在这种局面下,宋代酿酒业始终处于兴奋发展的状态。
官营酒业酿造或出售的酒统称为“官酒”,或称“官酝”。通常情况下,市面上供应的大多是官酒。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4《食糟民》诗有云:“田家种糯官酿酒,摧利秋毫升与斗。酒沽得钱糟不弃,大屋经年堆欲朽。酒醅渴如沸汤,东风来吹酒瓮香。累累罂与瓶,惟恐不得尝。官酤味浓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诗中透露了官营酿酒及专卖销售的一些细节。王禹博写诗咏及的饮酒事项,大多围绕着官酒而进行,如《小畜集》卷5《北楼感事》诗云:“檐前有山果,采掇亦甘滋。樽中有直酝,倾酌任醇。”又卷6《扬州寒食赠屯田张员外》云:“谪宦自消遣,不敢夸独醒。往往取官酝,时时对花倾。”可见,普通官员日常饮用皆以官酒为主。按规定,各级官员均可按月领取一定数量的官酒,这在当时算是一种特权待遇。《小畜集》卷5《官酝》诗对此有所表述:“为郡得官酝,月给盈三斛。……独酌人醉乡,陶然瞑双目。”宋祁《景文集》卷14《答转王工部谢公醪》诗亦有类似提示:“老依涡酒作藩侯,月例黄堂给宴醅。”当然,官酒主要还是以外售赢利为主要目标,陆游诗:“官垆卖酒倾千斛”1“桥边灯火卖官酷”[2,描写的都是官酒倾销于市场的情况。
官营的酿酒酒坊,宋人称为“官库”,又叫“公库”、“公使库”,故而官库出产的官酒便叫官库酒、公库酒,俗称兵厨酒。程大昌《演繁录》续集卷6记载说:“今人谓公库酒为兵厨酒,言公库之酒因犒军而酝也。”在宋诗中,“公库酒”与“兵厨酒”的称谓叠相使用。俞德邻《佩韦斋集》卷3《沽酒行》描写了官库酒坊的垄断势头,有云:“年登米麦塞市廛,官酒定价那增钱。一朝酒家悉闭户,斗酒更欲沽二千。道逢醉者惊相顾,老夫仓忙问其故。答云近日添课程,去城十里皆官库。”这段诗作揭示出官营酒库挤垮民营酒家的现象。宋代诗人一般使用“兵厨”词语来描述公库酒,如司马光《传家集》卷12《效赵学体成口号十章献开府太师》:“公厨许酿芳樽,屡唤宾朋醉后园。”毛滂《东堂集》卷2《孙使君见招》:“门前封何足道,酒出兵厨泻春瀑。”李新《跨鳌集》卷7《咏晴》:“请君日醉兵厨酒,千古英流安在哉。”强至《祠部集》卷12《上诗惠酒有谢》:“荷兵厨均美酿,却将酩酊谢西风。”虞俦《尊白堂集》卷2《再用韵谢沈德远少卿和诗》:“只须多酿兵厨酒,聊伴先生醉后豪。”诸诗所咏,均从不同角度刻画了公库酿酒以及众人饮用公库酒的场面,使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宋代官营酒坊强大的运作能力。

较有名的酒具:Spiegelau


成立于1521年、位于德国水晶重镇Passau的Spiegelau,也是知名度的水晶品牌。据传其原本为Riedel的OEM厂商,所推出的酒杯形制一般认为与Riedel极为相似,且价格相对平易许多,故而颇受入门级酒客的青睐。旗下商品分为手工吹制与机器吹制两个项目,项下再细分为多个系列,手工吹制部分以GrandPalais系列款式较多;机器吹制方面则以VinoGrande系列较为完整,不仅有Bourgogne、Bordeaux、Chianti等产地区分,甚至还推出较年轻的白酒、以及Magnum大瓶装红酒专用的杯子,十分有趣。Baccarat创立于1764年的Baccarat是法国极知名的王室御用级水晶品牌,包括法国、英国、俄国、印度王室都是此品牌的爱用者。

古代酒具的发展历程


远古时代的美酒的酒器:远古时期的人们,茹毛饮血,火的使用,使人们结束了这种原始的生活方式,农业的兴起,人们不仅有了赖以生存的粮食,随时还可以用谷物作酿酒原料酿酒。陶器的出现,人们开始有了炊具;从炊具开始,又分化出了专门的饮酒器具。究竟较早的专用酒具起源于何时,还很难定论。因为在古代,一器多用应是很普遍的。远古时期的酒,是未经过滤的酒醪(这种酒醪在现在仍很流行),呈糊状和半流质,对于这种酒,就不适于饮用,而是食用。故食用的酒具应是一般的食具,如碗,钵等大口器皿。远古时代的酒器制作材料主要是陶器、角器、竹木制品等。
早在公元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形状类似于后世酒器的陶器,如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陶器。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陶器也能使人联想到在商代时期的酒具应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渊源。酿酒业的发展,饮酒者身份的尊贵等原因,使酒具从一般的饮食器具中分化出来成为可能。酒具质量的好坏,往往成为饮酒者身份高低的象征之一。专职的酒具制作者也就应运而生。在现今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个墓穴中,曾出土了大量的酒器(酿酒器具和饮酒器具),据考古人员的分析,死者生前可能是一个专职的酒具制作者。在新石器时期晚期,尤以龙山文化时期为代表,酒器的类型增加,用途明确,与后世的酒器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些酒器有:罐、瓮、盂、碗、杯等。酒杯的种类繁多,有:平底杯、圈足杯、高圈足杯、高柄杯、斜壁杯、曲腹杯、觚形杯等。
商周的青铜酒器:在商代,由于酿酒业的发达,青铜器制作技术提高,的酒器达到空前未有的繁荣。当时的职业中还出现了“长勺氏”和“尾勺氏”这种专门以制作酒具为生的氏族。周代饮酒风气虽然不如商代,但酒器基本上还沿袭了商代的风格。在周代,也有专门制作酒具的“梓人”。
青铜器起于夏,现已发现的较早的铜制酒器为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青铜器在商周达到鼎盛,春秋没落,商周的酒器的用途基本上是专一的。据《殷周青铜器通论》,商周的青铜器共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五十类,其中酒器占二十四类。按用途分为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此外还有礼器。形制丰富,变化多样。但也有基本组合,其基本组合主要是爵与觚,或者再加上jia,同一形制,其外形、风格也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烙印。
盛酒器具是一种盛酒备饮的容器。其类型很多,主要有以下一些:尊、壶、区、卮、皿、鉴、斛、觥、瓮、瓿、彝。
每一种酒器又有许多式样,有普通型,有取动物造型的。以尊为例,有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虎尊等。饮酒器的种类主要有:觚、觯、角、爵、杯、舟。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饮酒器,如《礼记·礼器》篇明文规定:“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温酒器,饮酒前用于将酒加热,配以杓,便于取酒。温酒器有的称为樽,汉代流行。湖北随州曾候乙墓中的铜鉴,可置冰贮酒,故又称为冰鉴。
汉代的漆制酒器:商周以降,青铜酒器逐渐衰落,秦汉之际,在的南方,漆制酒具流行。漆器成为两汉,魏晋时期的主要类型。漆制酒具,其形制基本上继承了青铜酒器的形制。有盛酒器具,饮酒器具。饮酒器具中,漆制耳杯是常见的。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11座秦墓中,出土了漆耳杯114件,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也出土了耳杯90件。汉代,人们饮酒一般是席地而坐,酒樽入在席地中间,里面放着挹酒的勺,饮酒器具也置于地上,故形体较矮胖。
魏晋时期开始流行坐床,酒具变得较为瘦长。
瓷制酒器:瓷器大致出现于东汉前后,与陶器相比,不管是酿造酒具还是盛酒或饮酒器具,瓷器的性能都超越陶器。唐代的酒杯形体比过去的要小得多,故有人认为唐代出现了蒸馏酒。唐代出现了桌子,也出现了一些适于在桌上使用的酒具,如注子,唐人称为“偏提”,其形状似今日之酒壶,有喙,有柄,即能盛酒,又可注酒于酒杯中。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樽,勺。宋代是陶瓷生产鼎盛时期,有不少精美的酒器。宋代人喜欢将黄酒温热后饮用。故发明了注子和注碗配套组合。使用时,将盛有酒的注子置于注碗中,往注碗中注入热水,可以温酒。瓷制酒器一直沿用至今。明代的瓷制品酒器以青花,斗彩,祭红酒器较有特色,清代瓷制酒器具有清代特色的有法琅彩,素三彩,青花玲珑瓷及各种仿古瓷。
其它酒器: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些独特材料或独特造型的酒器,虽然不很普及,但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如金、银、象牙、玉石、景泰蓝等材料制成的酒器。明清时期以至解放后,锡制温酒器广为使用。主要为温酒器。

较有名的酒具:ZwieselKristallglasAG


德国赫赫有名的专业玻璃与水晶集团,旗下分为以机器吹制杯品为主的SchottZwiesel,以及以手工吹制杯品为主的Zwiesel1872两大品牌。产品较大特色在于杯壁轻薄、表面透明光滑、且质地坚固耐用。尤其号称配方中含有一种独特的氧化钛成分,使玻璃本身特别有韧性,据说即使连较精细的手工吹制杯品,也可经得起洗碗机的洗涤,与一般公认需得小心呵护以免破损的Riedel恰成鲜明对照。较知名、杯型品项较齐全的分别为Zwiesel1872旗下的Enoteca和SchottZwiesel旗下的Diva两系列。比方Enoteca的红酒杯就分为法国Bourgogne与Bourgognegrandcru、Bordeauxpremiers、Beaujolais,意大利Chianti、西班牙Rioja等不同产区使用的杯型。而Diva也不遑多让,法国Bordeaux与Bourgogne两大产地也一样各有两只杯子。不管在耐用度与专业度上,都颇受各方酒饕们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