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国酒

202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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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很少有资料尝试论述清代后的中国传统白酒文化。学术界主流倾向于通过历史文献及文物记录寻找酒文化依据，论述大都停留在酒礼、酒俗、酒令酒传说等方面。由于中国的酒礼酒俗经过数千年传承，到了清代已经趋于成熟。因此，许多酒文化研究成果大都到了明清时期便戛然而止。在本系列文章中，您将遵循史料与实物，领略到中国近现代酒文化的历史与魅力。

在中国酒文化史中，近现代是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酒史充满求索、苦难、奋斗与革新，对每位国人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与古代酒文化相比，不仅与我们更加息息相关，更加是我们文化记忆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从本期开始，我将在一些史料数据的基础上，结合一些多年收藏的陈年白酒、酒标、酒文书等器物来呈现民国、新中国成立前后、文革时期、直至八九十年代的酒文化。

民国时期的酒产区

民国时期中国的主要酒种以黄酒、白酒、露酒、药酒等酒种为主，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江苏位列奖牌总数第一位，其次是浙江、广东。这种名酒分布格局还基本延续了清代名酒中心的地位,可以说民国时候的江浙地区就类似我们现在的川贵地区，是中国酒业的核心区域。民国时期，我国白酒的酿造技艺已然成熟，全国各地涌现出各大名酒的产地，而不少仿名酒口感的工艺也随之传播汾酒此时在全国多处均有酿制，便是最好例证。当时白酒著名产区主要有汾阳地区、凤翔地区、洋河地区、泸州地区以及茅台地区。此外，还有牛庄地区、天津地区以及山东地区。

南北差异里的酒种差别

彼时，高粱被普遍认为是酿酒的上佳选择，由于酿酒粮食与食用粮食没有过大冲突，政府也便逐渐放宽限制，开始鼓励和支持酿酒业的发展。此时中国白酒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南北方分支：白酒产量北多南少、东多西少。北方流行高粱酿制的烧酒，南方流行稻谷酿的黄酒。

前店后坊的特色作坊

该时期的酒坊都是私人作坊，俗称烧锅、烧房、糟户;这些作坊生产规模小、自产自销、通常是前店后坊;为方便交通，它们往往位于交通要道和商业繁荣的地方。许多名酒的老窖池如今都还保留了这种坐落格局和特色。如泸州老窖的清代作坊大多位于泸州城临长沱两江的岸道、五粮液的多个老糟坊也均位于水陆交通辐辏之地。

争奇斗艳的特色美酒

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各烧坊都争取酿出各具特色的美酒，因此酒种较多。白酒在当时与露酒、药酒、黄酒几乎是并驾齐驱、不分伯仲的。从民国时期国内酒坊参加的各种博览会上获奖的名单来看，白酒的获奖数量仅占所有获奖酒的总数20%不到。整个民国时期有关白酒的主流观念是酿酒耗费粮食，因此在酿酒原料的选择上，通常选择高粱、谷子等杂粮。白酒的品名除汾酒、回沙茅酒、白燃酒还具有一定的识别性以外，其他的统一以烧酒、高粱烧、白酒、糟烧等冠名。

相比白酒名称的单一，非白酒酒种的种类和名称则是异彩纷呈：白玫瑰酒、甘露酒、紫美露酒、济美露酒、竹丝汁酒、金波酒、卫生蜜酒、豆蔻露酒、荔枝酒、葵花酒、首乌元参半夏野白术天门冬五加皮酒、舒气佛手酒、虎骨木瓜酒、铁精牛肉酒、百岁酒、碧绿酒。在获奖的一百余种酒中，这些黄酒、露酒和药酒品类，名称各异。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国之前，许多烧酒坊不太重视瓶器瓶型。如茅台酒，在清代使用的酒瓶体积大、质量差且携带极不方便。到了民国时期，为了适应外运需要，才试制了一种圆柱形小口短颈的黄色陶制酒瓶，而这种酒瓶则一直沿用到建国后茅台酒厂成立。

jiuKU365.com延伸阅读

揭秘明清时期中国烧酒的四大名区

中国烧酒发展到明清时期，在更大范围推广起来，形成了几个大的区域。

京城烧酒

明清时期，烧酒一直追求高酒度，而京城所烧，尤为辣烈，所以人们喜欢称烧酒为烧刀。《五杂俎》就记载：京师之烧刀，舆隶之纯绵也，然其性凶憯，不啻无刃之斧斤。京城烧酒，旧有麦烧、高梁烧之分，均以原料区分酒品。《光绪顺天府志物产》记载说：烧酒，按皆麦烧，本土造酒家，称为大酒缸。

品质好的烧酒，多为高粱烧。谢墉《食味杂咏注》就说：凡五谷之米，皆可蒸烧，他省所烧，不如京城。以各处多以大麦，而京城则以高粱，麦不如高粱之甘也。可见高粱烧酒最受欢迎。京华地区的烧酒作坊通称烧锅，按区域划分，京东通州一带称东路烧锅。

《镜花缘》96回所列举的直隶东路酒，即指东路烧锅出产的烧酒。西直门以及京西一带称西路烧锅。大兴县一带称南路烧锅。各路烧锅都有精品问世，如今传世的北京二锅头，便是各路烧锅的精华遗存。

汾州烧酒

汾州出产烧酒，当地人最早称其为火酒，入清之后，汾州烧酒的名气扶摇直上，产量增多，销路渐广。这时，人们开始通称汾州烧酒为汾酒。于是，汾酒也成了酒界称呼的一个响亮品牌。乾隆七年，护理山西巡抚严瑞龙在奏折中这样说：晋省烧锅，惟汾州府属为最，四远驰名，所谓汾酒是也。且该属秋收丰稔，粮食充裕，民间烧造，视同世业。

有清一代，凡是酒产量偏少的地区，在购买外地烧酒的时候，大都选择汾酒。乾隆初年的甘肃巡抚德沛就说当地：通行市卖之酒，俱来自山西，名曰汾酒。因来路甚遥，价亦昂贵，惟饶裕之家，始能沽饮。

就是在酒业发达的地区，汾酒仍然是人们最喜爱的外来酒，走遍全国，汾酒处处可见。我们翻阅各省地方志，时常见到汾酒的踪影。从销售方面来看，汾酒长期保持中国烧酒最高销量的记录。

南方烧酒

在明清时期，受烧酒酿制风气的影响，江南各地也开始大批量生产烧酒，并且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蒸馏技术。由于江南出产的谷物以稻、麦为多，因而当地主要生产米烧、麦烧和糟烧，高粱烧相对少一些。

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说：烧酒以米为之，曰米烧;以麦为之，曰麦烧。又有自酷酒糯糟中蒸出，谓之糟烧。其高粱、荞麦、绿豆均可蒸，亦各以其谷名为名。城外村庄中人善为之。城内之烧酒，大抵俱来自城外，驴驼车载，络绎不绝。

单就烧酒而言，米、麦所蒸，不如北方高粱作物那样郁烈，所以江南出产的烧酒，在质量上一直无法与北方烧酒相抗衡，乾嘉时代的林苏门《堆花烧酒》诗注中就直接承认：徐州高粱、山西汾酒皆烧酒也。

扬州或用大麦，则曰麦烧，或用糯米，则曰米烧。其不敌高粱、汾酒者远矣。方其蒸调之时，一清如水，及贮入坛中，则酒面闪闪有花，市肆零沽，美名曰堆花烧酒。从销售方面来看，江南地区出产的烧酒一般在本地销售，很难打入北方市场。

然而，江南烧酒亦有其独家特色，除讲究成酒堆花外，还特别注重糟烧。所谓糟烧，是指用蒸馏法从白糟中蒸出烧酒，使之重复出酒。糟烧利用黄酒糟粕再度蒸馏取酒，这种模式在江南甚为流行。

清朝时，江南烧酒虽然在品质上仍没有太大的突破，但在产量上却扶摇直升，其烧锅作坊之多，足以比拟北方。乾隆五年时，仅苏州木渎一镇，烧锅者已二千余家。每户于二更时起火，至日出而息，可烧米五石有奇，合计日耗米万石。差不多同时期，镇江槽户，工役不下万余人，专门生产烧酒。有清一代，江南地区的烧酒消费量与日俱增，在酒类市场上渐与南酒(指黄酒)颉颃比翼。

贵州烧酒

入清之后，贵州酿酒业空前高涨，一跃而进入中国名酒行列，实现了历史性的突变。尤其是烈性烧酒的酿造，开创了中国酱香型烧酒的一大流派，彰显于华夏酒界。

自清初以来，外地酒工多下黔中，纷纷看中贵州的地理环境，他们与当地人相配合，改良酿酒工艺，生产出了举世所瞩的贵州烧酒。清代中期以后，这里的烧酒展示出了全新面貌。

谈及贵州烧酒，首屈一指者，必属茅台无疑。茅台酒最初酿成于仁怀城西的茅台村，名曰茅台烧，又称茅台春。吴振棫《黔语》有最早的记载说：滨河土人，善酿茅台春，极清冽。道光《遵义府志》卷一七《物产志》记载：黔人又通称大曲酒，曰茅台烧。茅台村滨临赤水河畔，占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微生物种群十分活跃，为孕育茅台酒提供了天然场所。

当然，茅台酒的主要优势还在于酿酒方法的精妙。酿制茅台酒要以优质高梁为原料，用小麦制成高温曲。这种高温曲，即当地人通称的白水曲。道光《遵义府志》记载：其曲，用小麦，谓之白水曲。茅台酒的用曲量多于原料量。用曲多，发酵期长，酒质也就相对提高。清代的茅台酒始终采用多次发酵、多次取酒的工艺，当时有回沙的方法。先煮料相曲，纳入地窑，满月后出窑，蒸之烤之，再回窑，再蒸，称为回沙。

民国《续遵义府志》介绍茅台酒工艺时说：初曰生沙，三四轮曰燧沙，六七轮曰大回沙，以次概曰小回沙。沙，指用于酒料的粮食，生沙是指生粮，加沙意为加料，回沙则是再次进行发酵和蒸馏。近代酿造茅台酒，工艺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然而多次下曲、多次蒸馏的原有模型却始终保留下来，构成茅台酒的固定风格。

茅台酒起初由村民酿制，后来出现了一批专业性的酿酒作坊，才使得茅台酒逐步优化，而且产量也大幅度提高。道光以前，茅台镇约有烧坊20家，嘉庆年间的大和烧坊、同治年间的成义酒坊、荣太和烧房，都曾稳执牛耳。这些酒坊在发展茅台酒的历史过程中，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杨文莹《幸草堂诗钞》卷上载有他光绪年间写的《黔阳杂咏》，其中咏及茅台酒：茅台酿冠牂牁国，甘少辛多入口迟。一任人夸渝酒好，各性其是不相师。自注：茅台，仁怀村名。晚清以降，茅台酒在中国烧酒行业中，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升力。

除茅台酒外，清朝时已经声名显赫的贵州烧酒还有回沙雷泉酒。在遵义城西六十里处，有古镇天旺里，又名鸭溪镇，地靠雷家坡山，其山有佳泉，人称雷泉沙水。大约乾隆末年，鸭溪镇出现了一座赖氏酒坊，酿造出回沙雷泉大曲，顿时轰动贵州。晚清时，鸭溪镇的酒坊逐渐增多，雷泉酒的气势也越来越兴旺，为贵州烧酒酿造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中国葡萄酒发展史：两千载几经起伏新时期向阳而生

在中国，葡萄酒并未像白酒、啤酒那样为大众所熟识，甚至不少人都觉得葡萄酒是舶来品。事实上，葡萄酒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句脍炙人口的唐诗就足以说明葡萄酒当时已经十分盛行。

葡萄酒行业在中国发展两年余年，有繁荣也有低谷。葡萄酒，不仅为大家提供了味觉的享受，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汉朝：受汉武帝青睐，葡萄酒发展初见端倪

汉武帝建元年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不仅打通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另外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将西域大宛的葡萄种及葡萄酒酿制技艺传入了中原。

汉武帝对葡萄酒更是情有独钟，甚至亲自在宫中种植并进行酿制。据《太平御览》，汉武帝时期，离宫别观傍尽种蒲萄。

统治者的重视加上葡萄酒的独特味道被人们乐于接受，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到东汉末年，由于常年战乱，葡萄种植业和酿制业一度极为困难，葡萄酒就成为稀有珍品。一直到南北朝时期，葡萄酒都是极为珍贵的饮品，甚至连葡萄都成为极难得的珍品佳肴。有人曾献给北齐皇帝一盘葡萄，居然得到了一百匹绢的赏赐，由此可见葡萄酒的珍贵程度。

魏晋南北朝：葡萄酒业开始发展，葡萄酒文化逐渐兴起

三国时的魏文帝曹丕也爱葡萄酒，赞其且说葡萄，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捐，脆而不辞，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曲糜，善醉而易醒。魏文帝的喜爱和大力提倡，使得葡萄酒业得到恢复和发展，葡萄酒文化也日渐兴起。

陆机所作的《饮酒乐》：蒲萄四时芳醇，琉璃千钟旧宾。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春风秋月恒好，欢醉日月言新。生动描绘了在当时上流社会奢侈的生活中，葡萄酒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为王公贵族们享用的美酒，在一百多年的南北朝时期，常有文人墨客歌咏葡萄酒的诗文。庾信的《燕歌行》中将葡萄酒与稀有的金丹相提并论，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葡萄酒的受欢迎程度及人们对葡萄酒的追求。

唐朝：获统治者大力支持，葡萄酒酿制业进步巨大

唐朝时期，疆土扩张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饮用葡萄酒从王公贵族、文人名士普及到普通百姓，这为中原地区葡萄酿酒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都是葡萄酒的忠实粉丝。那时，高昌的马乳葡萄粒大饱满，鲜食味美，酿酒亦别有风味。据《太平御览》记载，当侯君集把马乳葡萄带回长安，唐太宗不但把它种植在御苑里，还亲自参与酿酒，并赐给群臣。

在唐太宗的大力提倡下，引进并不断改进西域地区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制工艺，使得这一时期的葡萄酒酿制业获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葡萄种植的大力推广及葡萄酒酿制工艺的普及，使得葡萄酒饮用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风气，常常成为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

元朝：中国葡萄酒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元朝立国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九十余年，却是我国古代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元朝的统治者喜爱葡萄酒，据《元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祭宗庙时采用潼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葡萄酒用作祭祀宗庙，这无疑提高了葡萄酒的地位。同时，元朝的《农桑辑要》中，有指导地方官员和百姓发展葡萄生产的记载。加上政府对葡萄酒税收扶持政策以及葡萄酒不在酒禁之列的一系列规定使得这一时期的葡萄酒获得机会迅速普及。

此外，葡萄酒的普及也使得葡萄酒文化获得长足的发展。元代涌现出大量的与葡萄酒有关的诗词、绘画及散曲。丁鹤年的《题画葡萄》;温日观的葡萄画，世称温葡萄;关汉卿在《朝天子从嫁媵婢》中以葡萄架作比喻;元散曲家张可久在《山坡羊春日》中以葡萄酒为诗作开篇通过元代这些生动的文学作品，不难看出当代人们饮用葡萄酒的普遍性及人们对于葡萄酒的浓郁的情结。

明朝：失去政策扶持，葡萄酒行业发展遇挫

进入明朝，中国酿酒业虽然获得发展的新时期，酒的品种和数量都大大超越历史的发展，但是葡萄酒则在失去了明朝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后，也丧失了往日的风光。

明朝谢肇淛的《五杂俎》记载：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枣酒、马奶酒。南方有密酒、树汁酒、椰浆酒。而明朝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大多是关于明朝故都南京的纪实，对明代的数种名酒进行了品评，其中所评价的数十种名酒都亲自品尝过，包括皇宫大内的酒，然而却没有尝过葡萄酒。

虽然葡萄酒发展遇挫，但是葡萄酒酿制方法被记载流传。明朝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中，有研究葡萄酒的酿制及功效的内容。

清末民国初期：局势动荡，葡萄酒工业化序幕拉开

清末民国初年，是中国葡萄酒业发展的转折点。清朝，葡萄种植的品种增加，尤其是清朝康熙年间引入了多种葡萄品种。葡萄酒不仅是上层社会的珍贵饮品，也频繁出现在一般的社交场合及酒馆中。

随着1892年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在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酒公司，中国葡萄酒业在历经二千多年后出现了第一个近代新型葡萄酒厂，拉开了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的序幕。此后，太原、青岛、北京、通化相继建成葡萄酒厂，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标志着我国的葡萄酒工业已初具规模。

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外来势力的入侵及军阀连年混战，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摧残，葡萄酒业的发展也遭到了致命性的打击。

新中国时期：市场与日俱增，国产葡萄酒获突破性进步

纵观古时，中国葡萄酒发展虽然有着两千多年的积淀，但是由于发展的过程中时而获得政策支持，时而被遗忘，一直未形成大规模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白酒由于政策的扶持获得空前发展，而葡萄酒也因国人生活习惯及消费水平的影响，消费群体仍然较小，大部分人对葡萄酒的知识和文化知之甚少。

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葡萄酒业开始得到重视，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自产的葡萄酒也开始有了发展。时至今日，中国的葡萄酒的市场越来越大，中国自制的葡萄酒也有了突破性进步，获得了消费者的普遍认可，日后葡萄酒的历史上，中国力量定能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朝时期酒器文化

我国酒器之多，种类之繁，造型和装饰之美都居世界之首。随着我国古代朝代的不断变更，酒文化的传承发展，酒器也跟着不断更新，因此每个朝代的酒器都有不同的特点，清代是中过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酒器有哪些特点?

质地特点

清代的瓷、金、银和玉等质地的酒器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多仿古器。如清宫御用的双耳玉杯、龙纹玉觥、珐琅彩带托爵杯、铜彩兽耳尊、各类瓷尊、双贯耳瓷壶和天蓝釉双龙耳大瓶等，皆为清代仿古酒器。清代仿古酒器盛行，可能与康、雍、乾等三位皇帝嗜酒有关。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独特材料或独特造型的酒器，虽然不很普及，但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如金、银、象牙、玉石、景泰蓝等材料制成的酒器。明清时期以至解放后，锡制温酒器广为使用。主要为温酒器。

酒器文化

明清时期，虽然外倭不断袭扰，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的酒文化仍在继续发展，作为酒文化载体的酒器亦以其固有的强势，向世人展示着它不朽的艺术内蕴和辉煌成就，也许这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之魅力所在。

名品介绍

清乾隆铜兽面纹爵

远古的时候，酒刚被发明出来，那时候还没有杯壶等饮酒器具，人们都用双手掬饮。饮酒有了专门的器具，是酒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根据《汉书》的记载：舜祀宗庙，用玉斝。所谓的玉斝，大概就是后来说的专门的酒器。

酒器就其用途来说，可以分为贮酒器、盛酒器和饮酒器三类。饮酒就须酒器，所以酒器作为酒文化的一部分，深植于一个传统中国人的心中。所谓白居易说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指酒器，也是指人心。

清乾隆青山石雕兽出戟角光

饮酒器的种类主要有：觚、觯、角、爵、杯、舟。觚为饮酒器，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之一。商代觚与爵是最基本的酒器组合。但是到了春秋时期，觚的形制发生了变化，孔子认为于礼不合，因此发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的慨叹。

爵是饮酒用的酒杯。但这种怪怪的酒杯并不实用，故到春秋战国时期就基本上消失了。但是，青铜爵是商西周时期高级贵族使用的酒杯，中国表示贵族等级的爵位就是由青铜爵而来。也因为爵是最高等的酒杯，王能够赏赐一件青铜爵，对于贵族来说是莫大的恩宠。

酒器不仅是酒的载体，也是酒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的民族自古就是世界上酒的重要发祥地，同时也是陶瓷艺术的重要发祥地，在我国古代，酒器是一个造型独特的艺术门类，酒器是酒文化研究、发掘和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你了解明清时期的白酒吗？

据《道生八陆》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载，明代约有近百种酒。其中《道生八陆》中的酒名有：桃源酒、香言酒、碧香酒、脑酒、建昌红酒、五香烧酒、山芋酒、萄萄酒、黄精酒、白术酒、地黄酒、莒蒲酒、羊羔酒、天门冬酒、松花酒、菊花酒、五加皮、三骰酒等。而《本草纲目》更是载有六十九种配制药酒。

咱们重点聊一下大名鼎鼎的五加皮酒。

五加皮酒，是一种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配制的传统药酒。一般以白酒或高粱酒为基，加入五加皮、人参、肉桂等中药材浸泡而成，具有行气活血、驱风祛湿、舒筋活络等功效。《本草纲目》记载：五加皮补中益气，坚筋骨，强意志，久服轻身耐老，民间更盛誉宁得一把五加，不要金玉满车。

关于五加皮酒是如何在民间广泛流的还有一段传说。据传，乾隆皇帝南巡时，随行的黄太医据《本草纲目》药方重新精心调制五加皮酒治愈了皇子永琰(后登基为嘉庆帝)的风邪湿毒病症，于是乾隆将五加皮酒封为宫廷御酒。后来黄太医因厌倦宫廷斗争，隐姓埋名来到广州西关，于1795年间开设了药铺，将宫廷御用五加皮酒带到寻常百姓家。

清朝酒的种类空前发展,蒸馏白酒的品种更加丰富。据清京道人所著的《听雨轩笔记》云：酒之种类，难以枚举。可见，清朝的酒名，多的难以统计。

但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险园食单》列举了清朝有名的酒名，给了后来的我们认识和学习的来源。其所载酒名有：金坛于酒、德奶虑酒、四川郎筒酒、绍兴酒、潮州浔酒、溧阳乌饭酒、苏州陈三白酒、金华酒、山西汾酒、山东膏梁娆、苏州女贞、福贞、无燥、宣州豆酒、通州枣儿红、扬州木瓜等。

其中的山西汾酒即为现在赫赫有名的四大名酒之一的清香型汾酒。而关于木瓜酒，我们最常听到的要属虎骨木瓜酒了。

虎骨酒，我们之前提到过，它有壮筋骨，强腰脚，祛风寒之功效。而木瓜酒主要用于治疗风湿痹痛，筋脉拘挛，四肢麻木，关节不利。聪明如先人，将两种药酒的优点与共性结合起来，形成主治风寒湿邪侵入经络的虎骨木瓜酒，这一药酒的功效在今天也被广泛称颂。

通过宋代的酒名与明清时期的酒名形成的对比，我们会发现：宋代酒名在精神层面更高于明清时期，而明清时期的酒名在现实主义、实用主义上更胜于宋代。这或许正体现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宋朝与贾人几遍天下的明清的不同追求。

民国酒文化发展酒坊革新与品牌塑造

民国时期，中国白酒的酿造技艺已然成熟，全国各地涌现出各大名酒的产地，当时白酒著名产区主要有汾阳地区、凤翔地区、洋河地区、泸州地区以及茅台地区。此外，还有牛庄地区、天津地区以及山东地区。

民国期间，为提高酒坊人员工作的积极性，经营者们想尽办法，因此出观了股份制的酒坊，如古蔺郎酒集义糟房、温永盛等。这些股份制酒坊有明确的生产分工，有些员工也有了酒坊的股份。1919年，中国第一批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股份制酿酒企业之一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宣告成立。这标志着酒坊体制的革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品牌形象的塑造上，各家酒坊亦是绞尽脑汁。这些酒厂十分注重酒标的传情达意，酒标上通常会有广告性质的描述标语：如回沙郎酒的瓶标刻有惠川老糟坊的厂名，图上是高梁和麦穗，文字上有窖久泉甘，工艺特殊，风格别具等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国之前，许多烧酒坊并不注重瓶器瓶型。如茅台酒，在清代只是使用了一种体积大、质量差、携带极不方便的陶制坛形酒瓶盛酒，而后又改为长方形微扁的陶制酒瓶。民国时期为适应外运需要，才试制一种圆柱形小口短颈的黄色陶制酒瓶，这种型器的酒瓶一直沿用到建国后茅台酒厂成立。

大部分企业塑造形象最好的途径，就是参加国内外各种展会。民国期间，我国先后举办了或参加了数百次国货展览会，较为知名的是1910年南洋劝业会、1915年全国国货展览以及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在这些展会中最常被酒厂提及的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该博览会以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展，凿通航以及纪念旧金山震后重建为契机开展，展会面积635亩，参展国共41个，涉及参展项目范围，包括机器、电气、教育、农业、交通、博物、艺术、卫生、经济、日用品等。在历时十个月的博览会里，参观人数达到1800多万，影响极为广泛。这是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国首次参展世界性的博览会，因此也格外引人瞩目：首先是中国展馆仿北京太和殿建造，分正馆、东西偏馆、亭、塔、牌楼六部分，在大群的欧式建筑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其次，出于对古老神秘中国的好奇感到达中国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包括美国当时的总统、前总统、各个部门的高级官员。这些名人政要们都品尝了中国的名酒，并赞不绝口。

根据万国博览会中方负责人陈琪编撰的《中国参加巴拿马博览会纪实》记载，中国会后获奖位居各国之冠。如今距离巴拿马展会已近百年，但从当时的盛况足可见，民国政府及白酒厂家对中国亮相国际的重视，这次展会也为中国白酒在全世界的销售开启了窗口，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

在中国酒文化史中，民国期间的中国酒史充满求索、苦难、奋斗与革新，对每位国人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酒业的发展与革新，品牌的塑造与清代酒业相比，都有了很大跨度的发展。

崇尚美酒的隋唐时期独特的诗酒文化

诗的兴盛是唐朝文化繁荣的表现形式，通过唐诗可以解读唐朝的历史，这一点历史学家陈寅恪是近代史学者当中做得最好的。在诗歌文化繁荣的背后，我们总能够看到酒的影子，这样就形成了唐朝独特的酒文化。文学最癫狂的状态便是诗，饮品最癫狂的便是酒，而唐朝恰好形成了亦诗亦酒的独特文化。其他朝代虽然也有诗酒相融的现象，但是很难形成一种群体，皆形成不了象唐朝这样的诗酒文化。

隋唐时期经济繁荣发展，酿酒业受到政府鼓励，掀起了又一波繁荣之潮，因此被称作崇尚美酒的时代。尤其是唐朝的文人骚客们把饮酒聚会、吟诗作赋融为一体，或在酒宴中结朋交友、或从酒中寻找诗歌创作灵感。酒在隋唐诗歌中的分量，折射出当时诗人与酒的情结。自号一醉一回颠的贺知章，人称酒仙、醉圣的李白，还有自称性豪业嗜酒的杜甫，以及自封醉尹的白居易，都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咏酒诗。这些咏酒诗或闲适安逸、或喜悦欢欣、或悲苦幽怨、或慷慨激昂。美酒与诗赋的紧密交融，形成了有诗必有酒的独特文化。

诗酒文化的兴起，还与寒门地位的提高，门阀士族的衰落有关。隋文帝设科举制度，对于南北朝遗留下来的门阀士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隋末的战争涌出陇西新贵，又一次打击了门阀士族，而武则天的政策则是连同门阀士族和陇西新贵一并打击，那种几个大家族联合便可以震动江山社稷的事情，从此以后，绝无可能。门阀士族垄断文化的现象也被无情地击碎了。所以，唐朝诗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亦如绚丽春花，迸绽盛开。可以说李唐王朝的诗酒文化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隋文帝免除酒税、隋唐两代打击门阀士族打破文化的垄断、科举考试寒门的兴起。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酒的解禁。

在酿酒工艺上，唐代的酿酒水平较前代有了大幅提高，人们开始学会用酒酪加热处理和使用石灰来降低酸度，生产的黄酒和琥珀酒都接近了现代黄酒的色泽，尽管酒的度数仍偏低，口感上甜度过高，浊酒产量大，酒滓漂浮，但总体说来，酒质还是有了提高，酒品更为丰盛，一些地域名酒层出不穷，体现了当时酿酒界的最高水平，唐代学者李肇便在《唐国史补》中，列举了当时唐代各地最著名的十三种名酒，其中，郢州富水、乌程若下、剑南烧春、浔阳湓水等酒都榜上有名。在这一时期除了发酵酒，还有果酒及配置酒，在配置酒的酿造方面则以米酒为酒基，串入动植物药材或香料制成，主要有蛇酒、生姜酒、地黄酒、杜仲酒、枸杞酒、虎骨酒等，许多配制酒的方法工艺到现在仍有所沿用。

明朝时期的七大名酒

明代酒类在现今的文献中并没有完整的记载，但《本草纲目》、《食物本草》中多有记载几种入药名酒，分别是东阳酒、处州金盆露、江西麻姑酒、金陵瓶酒、山东秋露白、淮安绿豆酒、苏州小瓶。

山东秋露白

顾清列为七大名酒之冠，汪颖评作色纯味洌。王世贞(1526~1590)在《酒品前后二十绝》中介绍较详，称道之中，间有微词。该诗之九小序谓：秋露白，出山东藩司，甘而酽，色白，性热，余绝不喜之。臬司因有改造，终不能佳也。惟德府王亲薛生者，收莲花露酿之，清芬特甚，第不可多得耳。诗云：玉露凝云在半空，银槽虚自泣秋红。薛家新样莲花色，好把清尊傍碧筒。看来这是一种高梁烧酒，王世贞讨厌它的甘而酽，容易醉人。明清之间，开封也有秋露白，据《如梦录》记载，市肆中与烧酒一起沽卖。周亮工(1612~1672)在《书影》中也有贬词，说：汴中以中牟之梨花春为第一。视汴之秋露白，不止有仙凡隔。王、周品酒与袁宏道相同，以清醇爽洌为上品。

淮安绿豆酒

亦称豆酒，隆庆间冯时化在《酒史》中作淮南绿豆酒。汪颖说：淮安绿豆酒，曲有绿豆，能解毒。然亦有灰，不美。此或从药用角度而言，实际京师视之相当珍贵。万历间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载：乡试场上下马二宴，上席豆酒一樽，上中席薏酒一樽;乡饮酒礼，上席豆酒一坛，上中席薏酒一坛，中席料酒一坛。万历间刊陆嘘云《世事通考酒名类》也首列豆酒。《金瓶梅》中四见豆酒，描写为碧靛般清，其味深长。清初的闽浙等地，亦多有豆酒。宋祖谦《闽酒曲》之十六有煮豆燃萁泣绿珠之句，自注：绿豆和酿，味亦沉厚。乾隆间《绍兴府志》载：府城酿者甚多，而豆酒特佳，京师盛行。近省城亦多用之。豆酒以绿豆为曲也。

括苍金盘露

七大名酒之三，汪颖作处州金盆露，说：水和姜汁造曲，以浮饭造酿，醇美可尚，而色香劣于东阳，以其水不及也。括苍，今浙江丽水市，隋置处州，在括苍山下，顾清所谓的括苍即汪颖所说的处州，金盆当是金盘之讹。王世贞《酒品前后二十绝》之十一小序谓：金盘露，出处州，佳在南品之上，亦以不甘为难耳。诗云：空传仙掌擘青霄，可似真珠泻小槽?白露白云都不要，温柔乡里探春醪。

婺州金华酒

汪颖名为东阳酒，列其为七大名酒之首，说：入药用东阳酒最佳，其酒自古擅名。《事林广记》所载酿法，其曲亦用药。今则绝无，惟用麸面、蓼叶拌造，假其辛辣之气，蓼亦解毒。清香远达，色复金黄，饮之至醉，不头痛，不口干，不作泻。其水称之，重于他水，邻邑所造俱不然，皆水土之美也。此与王世贞所咏的金华酒相同。《酒品前后二十绝》之十二小序谓：金华酒，色如金，味甘而性醇，食之令人懑懑。即佳者，十杯后舌底津流旖旎不可耐。余尤恶之。诗云：欲沽春酿解春愁，烂漫华胥境里游。无奈平原伴愁住，令人常自忆青州。婺州，隋于东阳郡置，元为婺州路，明改为金华府。此即金华酒产地称金华府又称婺州的原因，大约也是金华酒又称东阳酒的原因。《世事通考酒名类》有金华酒，《宛署杂记》中多场补办家伙，竟用金华酒坛二百五十个。《金瓶梅》中金华酒描述最多，凡三十见，以甜或好甜著称。

建昌麻姑酒

汪颖名为江西麻姑酒，以建昌在江西之故，他说：酒以泉得名，而曲有群药。其实泉又以麻姑的传说而得名。颜真卿官江西抚州时，曾作《麻姑仙坛记》，今仍有麻姑献寿、麻姑送酒等说法。《酒品前后二十绝》之十六小序谓：麻姑酒，出建章，味多甘，以浓郁为主。尤在金华之下。诗云：邮使远将亦可怜，怪来瑟缩空流涎。麻姑纵有丹砂术，不作人间第一泉。建章，不见于《中国地名大辞典》，或即建昌之讹。王诗的丹砂术和第一泉句，可看做是汪文以泉得名和曲有群药的写照。《世事通考酒名类》有麻姑酒。《金瓶梅》中凡四见，并有双料麻姑酒的描述。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记京师俗对有麻姑双料酒，玫瑰灌香糖。可见该酒是确有双料的。《如梦录》载：开封端午节送礼用麻姑瓶酒。此举或有避邪之意。宋祖谦，闽酒曲》之五有处处风帘傍酒垆，白甜新醅及麻姑之句，则说明清代福建也出麻姑酒。

太平采石酒

明代的太平，今属安徽马鞍山市，境内有采石矶，据说是李白酒醉水中捉月淹死之处，酒因此而得名。《明一统志》：世传李白过采石，酒狂，水中捉月。

苏州小瓶酒

顾清列其为七大名酒之七，汪颖也列其为第七，说：苏州小瓶，曲有葱及红豆、川乌之类，饮之头痛口渴。

明朝经济繁荣，酿造业也较为发达，因此酒文化繁荣，酒店和酒楼也相继出现，名酒的意象也初见端倪。

酒风初起的春秋战国时期酒文化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加上宗庙之牺，为畎田之勤，把用为祭祀的牛放去耕地;西门豹治漳水开十二渠以灌邺田，蜀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使四川成都平都，活野千里受于堰，等水利的兴修;农民早出暮归，强乎耕稼树艺，多娶菽粟，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使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物资财富大为增加。这就为酒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资基础。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酒文化十分兴盛。

春秋战国时期的酒风较西周前期要兴盛许多，这不仅仅表现在士大夫阶层。由于周王朝的衰落和各诸侯国在政治上的独立，周室的禁酒令名存实亡，民间的饮酒已成为公开的行为。狗猛酒酸的寓言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现象。这期间，各国涉及军事、政治或谋略与酒有关的故事频频发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鲁酒薄而邯郸围、秦穆公赐酒施恩惠及楚庄王觥筹绝缨饮。

鲁酒薄而邯郸围的故事发生在周室渐衰的时代，说的是楚国的势力强大起来以后，楚宣王命令天下诸侯备酒前去见他。鲁恭公因故来得晚了，而且所备之酒也较薄，惹得宣王大怒，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鲁恭公不甘受辱，说道：我是周公的后代，奉行的是周天子的礼乐制度，曾经为周王室立下了功劳，今天向你献酒已经降低了身份，你竟还嫌酒薄，不要太过分了。说完便拂袖而去。

楚宣王大怒之下命令发兵伐鲁，这一消息让本不相干的魏惠王大喜。魏早有伐赵之意，只是担心鲁国出兵相救才迟迟未敢用兵，如今楚国与鲁国发生战事，正是天赐良机，便率军包围赵国都城邯郸。就这样，只因鲁国酒薄，赵国便莫名其妙地受到了牵连。

賜酒施恩惠的秦穆公曾以五张羊皮换得百里奚为相，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位有伟大抱负的政治家，胸怀与谋略自然不同寻常。一次，穆公的两匹爱驹被岐山的野人(其实就是岐山下务农的奴隶)盗去后宰杀。当他率人赶去岐山时，三百多名野人正热热闹闹地围坐在一起煮食马肉。随同前来的将士见状要将野人们抓走治罪，被秦穆公拦住，说：君子不能因为爱惜自己的财产而去伤害别人，我听说吃马肉不喝酒会伤身体，所以很为他们担心。于是让人賜酒给盗马的野人，直到他们吃饱喝足才率人离开。盗马的野人大为感动，随行之人却都大惑不解。后来，秦穆公率军在韩原(即今陕西韩城县西南)与晋军大战，被晋军围困，晋国大将梁由靡已冲到穆公战车的马前。在此危急时刻，岐山野人组成的队伍忽然赶到，拼死将穆公救出，报答了他的恩德。

同秦穆公一样，因成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而被人熟知的楚庄王也是一位以德治国的贤明君主。在经历了陈兵问鼎和大胜援郑晋军的关键之战，奠定了楚国的霸主地位后，楚庄王宴请群臣，并令嫔妃席前助兴。酒酣之际，忽然一阵大风刮来，将殿上的蜡烛吹灭。混乱中，王后的衣服被人拉扯，对方似有调戏之意。王后发现有人轻薄，便随手扯下了对方的帽缨，走到楚庄王跟前说，有人趁乱对臣妾无礼，臣妾扯下了他的帽缨，请大王点灯后明察。楚庄王听后虽有些生气，但想到席间皆是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有功之臣，如果为此事动了杀机，难免影响大局。于是他大声说道，今天饮酒，大家须尽情畅饮，谁的帽缨不扯下，说明他还饮得不够痛快。一时之间，众人纷纷扯下帽缨。这时，烛光重燃，谁也不清楚是哪位大臣对王后无礼。后来的结果与秦穆公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以后的多次战争中，楚军中总有一位大将身先士卒英勇无比，使敌军闻风丧胆，这位大将就是那位被王后扯去帽缨的无礼之人。绝缨之事也因此成为流传千古的酒中佳话。

除此之外，春秋战国时期灌关于酒的文献记载也有很多，如《论语》、《诗经》、《礼记》、《春秋》中都有记载。

“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汉朝时期的酒风与酒器

秦汉以来，由于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为酿酒业的兴旺提供了物质基础，已经不再神秘和特权化，因此汉朝的时期的酒风空前浓烈。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商周以来百礼之会，非酒不行，以酒成礼，酒与国家的礼制及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去商周不远，其酒风依旧。从社会学角度看，汉代酒文化是先秦酒文化的延续，从饮食文化来看，酒与当时的饮食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

汉代是中国高度文明发展时期，特别是随着封建土地制度的逐步完善，社会生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的大幅度发展和进步，带动了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这样刺激了酒的生产和饮酒人群的增加。使饮酒之风开始下普通人群扩展，这样饮酒成为汉代人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习俗。

有人对汉代的饮酒人群进行过研究，分下例几种，一是皇室人员，这其中包括大批的官员;二是中下级官吏和军中吏卒;三是社会下层民众。有文献中这样描述民众的饮酒生活，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就是下层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考古工作中也发现了许多与酒相关的文献，如各地出土的汉简就有大量饮酒记录。在饮酒人群中，还有许多女性饮酒，但多集中于皇室女性中，当然也在地方中男女饮酒同席的记载，如《史记》滑稽列传中说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屣交错。日常生活中也有饮酒的记载，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载，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是说当时有一个叫仇览的亭长在杨元家与其母子共饮，由于可见汉代民间酒风的大概。

汉代的酒计量以升、斗、石、斛来计算。《汉书》律历志中说，量者仓、合、升、斗、斛也。合仓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石权重单位，汉代多以重量之石代容量之斛，一石为十斗。汉代一升折合今日约200毫升，一升酒的重量折合今天0.2千克。在《三国志》有说卢植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好辞赋，能饮酒一石的记载。

饮酒必说汉代的酒器，汉代的酒器种类较多。从各地的考古发现看，汉代已有成熟酒的酿造技术，并具有多种饮酒盛酒的器具，它包括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金制器、银制器、漆制器等。盛酒器具如：尊、缶、壶、鉴等;温酒器具有尊、壶、觥、瓮、罍等;饮酒器具有爵、斗、角、觥、杯等。

在邢台考古工作也发现许多与酒器相关的器物。尤其是邢台南和县左村汉墓出土的三轮盘附觞温酒器，是一件不多得文化精品。这件器物为青铜铸造，下部有一个方盘，盘下有三个轮子，在盘子的两端还有拉手，盘子上面有椭园形的炉子，其下置炭以扬火，其上可以放置耳杯以温酒。左村汉墓出土的酒器除此还有汉错金四神几何纹长颈铜壶、宽带纹铺首衔环铜壶、鎏金盘龙座铜博山炉及带甗虎首烟道铜灶。

在汉代，饮酒大量被认为是豪爽的行为，盖宽饶赴宴迟到主人责备他来晚了。盖宽饶曰：无多酌我。我乃酒狂。可见其酒风。

中国酒的分类介绍

中国酒品舆情管理种繁多，分类的标准和营销系统方法不尽相同。有以原料进行分类的智能聊天类的，也有以酒的特性智能聊天的，也有以酒的特性分类的。

最为常见的分类方法有两种：

一、是生产厂家根据酿制工艺来分类。(较专业。)

二、是经营部门根据经营习惯来分类。(习惯上大都采用此种分类法。)

中国酒按此法分类如下：白酒、黄酒、果酒、药酒和啤酒等五类。

一、白酒

白酒是用粮食或其他含有淀粉的农作物为原料，以酒曲为糖化发酵剂，经发酵蒸馏而成。

白酒的特点是无色透明，质地纯净，醇香浓郁，味感丰富，酒度在30度以上，刺激性较强。

白酒根据其原料和生产工艺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香型与风格，白酒的香型有以下五种：

(1)清香型

清香型的特点是酒气清香芬芳，醇厚绵软，甘润爽口，酒味纯净。

以山西杏花村的汾酒为代表，故又有汾香型之称。

(2)浓香型

浓香型的特点是饮时芳香浓郁，甘绵适口，饮后尤香，回味悠长，可概括为香、甜、浓、净四个字。

以四川泸州老窖特曲为代表，故又有泸香型之称。

(3)酱香型

酱香型的特点是香而不艳，低而不淡，香气幽雅，回味绵长，杯空香气犹存。

以贵州茅台酒为代表，故又有茅台香型之称。

(4)米香型

米香型的特点是蜜香清柔，幽雅纯净，入口绵甜，回味怡畅。

以桂林的三花酒和全州的湘山酒为代表。

(5)复香型

兼有两种以上主体香型的白酒为复香型，也称兼香型或混香型。

这种洒的闻香、回香和回味香各有不同，具有一酒多香的特点。

贵州董酒是复香型的代表，还有湖南的白沙液，辽宁的凌川白酒等。

白酒中生产得最多的是浓香型白酒，清香型白酒次之，酱香型、米香型、复香型等较少。

白酒质量的高低是以其色泽、香气和滋味等3个方面，通过专家的感官鉴定和理化鉴定得出的。

一种质量优良的白酒，在色泽上应是无色透明，瓶内无悬浮物，无沉淀现象。

在香气上应有其本身特有的酒味和醇香，其香气又可分为溢香、喷香和留香等。

在滋味上应是酒味纯正，各味协调，无强烈的刺激性。

白洒是我国酒品生产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人们饮酒习惯的逐步改变，白洒的酒精含量在逐步降低。

许多名酒的生产厂家都相继研制出中度白酒，以适合出口和国内广大消费者的需要。

商周时期邢域的酒文化与酒器

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礼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最为规范的时期。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因此，商周时期也是我国酒礼最复杂、酒与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时期。正因为酒受重视，酒器发展也最为迅速，青铜酒器也就成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中最为辉煌的亮丽点。

商代时，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在甲骨文记载中有许多关于祭祀农作物丰收的例子，其中有禾、黍、稻、年等。农业的发展促进了酿酒业的发达。

我们知道，夏商周三代是是我国古代礼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最为规范的时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三代时有无酒不成礼，特别是在祭祀活动中，酒在祭祀中是不可缺少的。商周时期，美酒盛于青铜酒器中，这些酒器的制作十分精美。

青铜酒器最早器物为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商周时期的酒器基本沿袭了夏的风格，并有了较大的发展。其酒器品种繁多，有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有人进行统计研究说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五十类，其中酒器占二十四类。

在商周时期的酒器中，煮酒器大多为三足或四足形器物。盛酒器具是一种盛酒备饮的容器。其类型很多，有尊、壶、区、卮、皿、鉴、斛、觥、瓮、瓿、彝，每一种酒器又有许多式样，有普通型，有取动物造型的。以尊为例，有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虎尊等。贮酒器有卣、瓿、彝、壘等;饮酒器的种类主要有：觚、觯、角、爵、杯、舟。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饮酒器，如《礼记礼器》篇较为明细的规定：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商周时期邢域的酒文化十分发达，商代时邢台为商王畿地区，尤其是在邢台区域建立商王的离宫别馆，其地位更加显著。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代(纣王)置广沙丘平台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从置以酒为池可以想象当时酿酒业的发达程度。

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在我市有许多发现，觚为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觚的形制为一具圈足的喇叭形容器，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处用两段扉棱作为装饰。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长，外撇的口、足线条非常优美，纹饰繁复而华贵。五、六十年代在曹演庄遗址中曾发现多件青铜酒器，其中有族徽的青铜觚，这件铜爵高22厘米，为商代中期常样式，有亚字族徽。

爵是青铜酒器常见的器物，属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手)，口有两柱，下有三个尖高足。我市此类酒器发现较多，如清河县发现的商代(或夏晚期)青铜爵，平底，长流，具有商代早期青铜器风格。1958年在临城县曾发现一件有铭文的青铜爵，铸有三字祖父癸，器高22.1厘米。

西周时期，邢台为邢国的国都，其大致的地望应在南小汪遗址一带，自199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调查工作，当时在工商局后进行考古发掘时，曾出土一片西周时期的邢国甲骨文，这片甲骨文揭示了南小汪遗址与邢国国都的关系，后来在公园东街进行调查时，发现一座西周时期的墓葬，出土一组青铜品，有鼎、尊、爵、觯等。

在这组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器中除鼎外，均为酒器。尊为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尊与彝一样，是祭祀的礼器之共名，是指一组祭器，而不是指某种礼器的专名。尊彝各有其用，但又相互连称，既表示它们是礼器中特别重要的盛酒器，也代表一套相应的礼制。南小汪西周酒尊即是当时使用的重要礼器。除青铜尊还有爵，这件铜爵造型精致，有三足、鋬和流。器周身饰有纹饰，在柱上铸有耳为父癸四字。

觯是南小汪青铜酒器中的组合之一，觯是当时的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有的器物上还有盖。《礼记礼器》中称：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爵、觯都是饮酒时用器，在商周时使用和功能划分很细。在《考工记梓人》注中引《韩诗》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春秋战国时期，邢国虽然已经走向衰落，但其酒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邢台西南的董村，即今天的新兴大街西端发现密集的战国墓群，在墓葬中发现了许多与酒有关的陶器，其中有彩绘的陶壶、尊、盉等。1958年在邢台市南大汪发现一座战国时期大墓，其中出土了一组青铜器，其中最引人注目是青铜壶，这件铜壶高49厘米，口径16.5厘米，器身饰有纹饰，底座的有镂空纹，在壶身上有四条动物(龙)，有盖。其造型精致，古朴大方，纹饰生动，是建国以来我市发现的青铜器精品之一。

商周时期的酒器，与史前酒器相比，无论从酒器的质料上或是从酒器的品种和数量上，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说明商周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已相当发达，而且也代表着商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浅谈历史-中国“酒”的成就

中国酒文化真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与酒相关的人物真实数不胜数，而酒也成为中国的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个典故都成为佳话。

酒可亡国。相传，仪狄发明酒后，大禹喝了感叹：如此之美物，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话未冷，其后世子孙夏桀就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于是，夏亡，桀为商汤所放逐，商朝建立。可商朝仍未吸取教训，到了殷纣王，更是变本加厉，以酒为池，划船而豪饮，烂醉时，集三千男女而裸舞，最终，国也为之而亡。

酒可误事。如齐桓公醉酒，丢了帽子，甚感羞耻，三天不上朝，恰逢粮荒，无人救济灾民，国将乱。庆幸的是，管仲自作主张，开粮仓，赈灾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国于将乱之时。楚国与晋国战于鄢陵，楚国败。楚恭王召大司马子反前来商议，准备再战雪耻，然子反醉酒，无法前来。楚恭王只得对天长叹，天败我也，遂杀子反，班师回朝。大诗人贺知章，外出办事，因醉酒观花，以致眼花落井，醉眠井底。

酒可使人愁。如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是酒后对人生的感叹;如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是酒后产生的消极心态;如柳永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酒后对自己的放纵;如李清照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这是酒后的冷清苦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这就是酒。

酒可劳师。春秋时期，越为吴所败。越王勾践为了实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大略，鼓励人民生育，并用酒作为奖品：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越王伐吴前，越中父老献美酒于勾践，勾践将酒倒在河的上流，与将士一起迎流共饮，士气大振，战为之胜。战国时，秦伐晋，秦穆公欲犒劳将士，以鼓舞士气，然酒醪却仅有一钟，秦穆公就将这一钟酒倒入河中，与三军共饮，将士甚感动，作战异常勇猛。

酒可壮胆。史记，秦兵长途征战，口干舌燥，在陈仓凤翔柳林遇一种浸泡了谷物、果子的西凤酒。狂饮之，止渴生津，热血沸腾，一鼓作气，大胜而归。汉高祖刘邦，酒醉而斩白蛇，举义旗，登高而号众，灭秦而汉建。李白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视君王如无物;嵇康于洛阳东市刑场，饮酒奏琴，更是视死如归。

酒可化才气。书圣王羲之酒醉后，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僧人怀素，酒醉泼墨，留给后世的是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李白更是斗酒诗百篇，苏轼得酒诗自成，杜甫醉里诗成觉有神，杨万里一杯未尽诗已成，酒量化成了他们的诗情。

酒可助侠情。如荆轲饮于燕市，酒酣而气益震，而后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如朱亥，酒后高歌赴战场，借酒兴逞豪侠气，而后有为救赵而挥金锤的侠义;如樊哙立饮斗酒，生啖豚肩，而后有厉声喝楚王，尽英雄气的胆量;如梁山好汉，成瓮吃酒，大块吃肉，而后有替天行道的豪迈;如武松大饮三碗不过岗，而后有景阳岗上打大虫的勇猛。慷慨然诺杯酒中，义重生轻死知己，这就是酒。

这就是酒，中国的酒，见证者中国历史，流传这中国的文化，在流淌的大河小溪中，与粮食造成的佳酿，成就这样的人情世故，从古至今，酒还是酒，不过是人事变了而已。